业内认为，我国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没有达到预期规模，与技术、原料收集等问题关系不大，最主要的原因是政策支持的稳定性和力度不够。
日前，国家电网公布2020年第三批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项目清单显示：共有446个项目，核准/备案容量为23068.72兆瓦。其中，风电项目119个，核准/备案容量为9101兆瓦；太阳能发电项目270个，核准/备案容量为12883.22兆瓦；生物质发电项目仅57个，核准/备案容量为1084.5兆瓦。
相对于蓬勃发展的风电、光伏产业，生物质能产业显得有些不温不火。到底是什么制约了其发展，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可再生能源发电产业初期建设运营成本较高，其度电成本比燃煤发电高出很多。因此，国家设立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用于支持生物质能源等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促进能源结构转型，实现低碳发展。”一位生物质能源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自2006年实施《可再生能源法》以来，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成为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对风电、光伏和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但是，受《预算法》‘以收定支’的政策约束，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只能停留在1分9厘/kWh的收取额度上。在可再生能源产业飞速发展，尤其是在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投资超出最初规划约100倍的情况下，导致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处于严重的‘缺口’困局，远远没有把其支持生物质能源产业创新发展的最大效能发挥出来。当前，生物质能源产业还不够成熟，规模体量小，仍需政策继续支持。”生物质能源资深专家、中国投资协会能源投资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庄会永告诉记者。
多位生物质发电从业者表示，国家采取补贴手段，支持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是好事。但是，补贴门槛过高、申请手续繁琐、先垫付后划拨，困扰着生物质能源企业。
“太阳能发电最初电价高达4元/kWh，后来普遍获得1元/kWh左右的产业政策支持。相比之下，生物质发电0.75元/kwh的电价并不高。”庄会永说，“经仔细核算，比燃煤电价高出的部分基本上是在支付秸秆燃料费用，是在帮助农民对农林业剩余物进行收集和环保处置。因此，高出燃煤的电价部分是对‘农林业废弃物收集储运和环保处置方面固有成本’的合理支出，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乡村的应有之义，是国家调整不同区域收益、促进城乡环保和支农富农的有效转移支付。”
生物质发电可以提供灵活、可调节、低成本的优质绿色电和热，是可再生能源较为成熟的应用方式。当前，欧盟生物质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已超过3800万千瓦，占世界生物质能源发电装机总量的30%以上。2018年，中国农林生物质发电有效的装机容量只有800多万千瓦，仅占世界总量的近7%。在生物质发电方面，中国不仅远远落后于欧盟，即使与资源及国土面积都不占优势的日本相比，也没有显著优势。
庄会永认为，中国生物质能源产业现状与中国拥有的巨大生物质能源潜力非常不匹配。中国生物质发电产业规模和受支持的力度远远落后于风电、光伏发电产业，与中国生物质发电关键装备、上下游全产业链技术进步及逐渐完善的现状极不相称。
“农林生物质能源发电只获得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6%左右的支持，这与生物质能源产业贡献、发展空间极不相称，很不合理。”庄会永认为，“中国农林生物质发电完全可以达到3000万千瓦至4000万千瓦装机容量，其多线年以上的快速发展空间。随着能源结构调整、加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支持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的资金占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30%至40%方为合理。”
业内普遍认为，从宏观上讲，我国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没有达到预期规模，和技术、原料收集等问题关系不大，最主要的原因是政策支持的稳定性和力度不够。
上述生物质能源专家告诉记者，积极发展生物质发电产业，有助于建立规模化工业化标准化的生物质能源原料收集和储运系统，也有助于未来生物质能多元化利用。国家财政支持生物质发电产业，投资少、成效多、收益大，投入产出比高。
“国家应加大对生物质发电产业的财政支持总量，做到应补尽补；同时，积极支持原材料收集和储运体系建设。”庄会永，“还应鼓励地方因地制宜、出台支持农林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的多种政策。”
业内认为，我国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没有达到预期规模，与技术、原料收集等问题关系不大，最主要的原因是政策支持的稳定性和力度不够。
日前，国家电网公布2020年第三批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项目清单显示：共有446个项目，核准/备案容量为23068.72兆瓦。其中，风电项目119个，核准/备案容量为9101兆瓦；太阳能发电项目270个，核准/备案容量为12883.22兆瓦；生物质发电项目仅57个，核准/备案容量为1084.5兆瓦。
相对于蓬勃发展的风电、光伏产业，生物质能产业显得有些不温不火。到底是什么制约了其发展，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可再生能源发电产业初期建设运营成本较高，其度电成本比燃煤发电高出很多。因此，国家设立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用于支持生物质能源等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促进能源结构转型，实现低碳发展。”一位生物质能源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自2006年实施《可再生能源法》以来，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成为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对风电、光伏和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但是，受《预算法》‘以收定支’的政策约束，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只能停留在1分9厘/kWh的收取额度上。在可再生能源产业飞速发展，尤其是在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投资超出最初规划约100倍的情况下，导致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处于严重的‘缺口’困局，远远没有把其支持生物质能源产业创新发展的最大效能发挥出来。当前，生物质能源产业还不够成熟，规模体量小，仍需政策继续支持。”生物质能源资深专家、中国投资协会能源投资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庄会永告诉记者。
多位生物质发电从业者表示，国家采取补贴手段，支持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是好事。但是，补贴门槛过高、申请手续繁琐、先垫付后划拨，困扰着生物质能源企业。
“太阳能发电最初电价高达4元/kWh，后来普遍获得1元/kWh左右的产业政策支持。相比之下，生物质发电0.75元/kwh的电价并不高。”庄会永说，“经仔细核算，比燃煤电价高出的部分基本上是在支付秸秆燃料费用，是在帮助农民对农林业剩余物进行收集和环保处置。因此，高出燃煤的电价部分是对‘农林业废弃物收集储运和环保处置方面固有成本’的合理支出，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乡村的应有之义，是国家调整不同区域收益、促进城乡环保和支农富农的有效转移支付。”
生物质发电可以提供灵活、可调节、低成本的优质绿色电和热，是可再生能源较为成熟的应用方式。当前，欧盟生物质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已超过3800万千瓦，占世界生物质能源发电装机总量的30%以上。2018年，中国农林生物质发电有效的装机容量只有800多万千瓦，仅占世界总量的近7%。在生物质发电方面，中国不仅远远落后于欧盟，即使与资源及国土面积都不占优势的日本相比，也没有显著优势。
庄会永认为，中国生物质能源产业现状与中国拥有的巨大生物质能源潜力非常不匹配。中国生物质发电产业规模和受支持的力度远远落后于风电、光伏发电产业，与中国生物质发电关键装备、上下游全产业链技术进步及逐渐完善的现状极不相称。
“农林生物质能源发电只获得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6%左右的支持，这与生物质能源产业贡献、发展空间极不相称，很不合理。”庄会永认为，“中国农林生物质发电完全可以达到3000万千瓦至4000万千瓦装机容量，其多线年以上的快速发展空间。随着能源结构调整、加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支持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的资金占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30%至40%方为合理。”
业内普遍认为，从宏观上讲，我国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没有达到预期规模，和技术、原料收集等问题关系不大，最主要的原因是政策支持的稳定性和力度不够。
上述生物质能源专家告诉记者，积极发展生物质发电产业，有助于建立规模化工业化标准化的生物质能源原料收集和储运系统，也有助于未来生物质能多元化利用。国家财政支持生物质发电产业，投资少、成效多、收益大，投入产出比高。
“国家应加大对生物质发电产业的财政支持总量，做到应补尽补；同时，积极支持原材料收集和储运体系建设。”庄会永，“还应鼓励地方因地制宜、出台支持农林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的多种政策。”林雪 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