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增速下滑到6.9%验证了经济下滑的趋势，也令人回想到2009年为“保8%”而选择的“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人们可以预期，将打出一套积极财政与宽松货币的“政策组合拳”。换一种思，若把经济增速放缓视为政策引导性的“减速换挡”，人们则无需大惊小怪，因为经济增速下滑是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之一。
“新常态”经济的第一特征是减速，第二特征是转型，背后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曾经讲过，本源性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并不是投资-出口-消费，而是劳动力供给-全要素生产率-制度性变革。具体到某一个国家，发展模式的转变只有两种选择：1.制度选择让一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力的投入；2.制度选择让一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由此演绎，“”后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显然是后者而非前者。
“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是通过加大资本（及劳动力的）投入而实现国民经济的高增长，而当类似的经济状态出现时，选择不进一步扩大投资的经济后果就是增长速度的下降。由此判断，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低于6.9%，经济下滑直至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提升之时才能调整到位。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减速的过程恰恰是一个资源转换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大数据资源。
最近我常讲“金融大数据与证券投资”，用我们的商业模式解读大数据时代的创新。当马云开始谈DT（大数据技术）之时，我想他未必知道有一种资源叫DR（DataResource—大数据资源），但他已经意识到大数据资源的重要性将日益超越石油、煤炭和土地等自然资源。一切自然资源都是有限性的资源，而数据资源是一种无限性的资源，可与之相提并论的另外两种无限性的资源是证券和思想。
资源的有限性和资源的无限性是两类资源的属性，经济统计体系并不包含无限性资源，所以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发生资源转换的时候，通常也会发生经济的明显减速，原因之一就是无限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没有被纳入国民经济的统计体系，以P为代表的经济统计数据都是如此。所以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无限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就越多，统计数据反映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越慢。
我不否认实体经济了空前的困难，但这是经济发展阶段的正常现象。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体系中隐含着一个命题，我称之为产业发展的代际传承。
从资源转换的命题出发，产业的代际传承必然包含着无限性资源部分取代有限性资源，统计体系所反映的往往只有被取代的有限性资源减少，却无法反映取而代之的无限性资源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减速与转型，其中也必然包含着资源转换，因此可称之为转型升级。
过去70年，尤其是1995年之后，大数据资源日益成为创新的主要来源。2015年是“摩尔定律”70周年，或许人们不知道，“摩尔定律”是大数据成为资源的基本定律。截止到2015年，电脑芯片处理信息的能力已达到第32倍！“摩尔定律”的地位就像“杠杆原理”和机械化的关系一样，悄悄地了人类社会技术进步的过去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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