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宏观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期，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前期扩张政策消化期和结构调整阵痛期三期叠加阶段，正在经历着在增长中实现转型和在转型中积蓄动力的过渡期，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在新旧增长动力接替进程中总体延续下行态势，供给与需求条件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和调整。
在此背景下，传统的宏观调控方式和思也需要适应“新常态”下经济结构性减速的特征，宏观调控重心要着重应对潜在产出下滑，宏观调控思应从此前的运用需求政策管理产出缺口过渡到应用供给政策管理潜在产出，以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和结构调整。今后一段时期一系列发展战略、政策都将围绕“新常态”而制定。
自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经济运行都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变化，出现了一些需要进一步观察的特征。与此相对应，在宏观政策与管理措施的施行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尤其是提出以“负面清单”为导向的施政思之后，宏观政策会有怎样的取向，更不比寻常，值得研究。
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既是经济社会发展一定阶段后经济规律的自然反应，具有客观必然性，也是储蓄率下降和劳动力减少的必然结果。储蓄率将稳步回落导致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弱。
2010年以来我国人口抚养比回升，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居民储蓄率随之下降。要素价格和国企加快，长期以来，低工资、低利率、低资源产品价格、低环保成本带来的“低价工业化”现象逐步消失，企业储蓄率降低。财税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相应降低国民储蓄动机。2010年，我国储蓄率达到51.8%的峰值后出现了下降趋势，2013年下降到50.2%，到2020年预计降至47%左右。储蓄率降低必然导致投资率相应下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之减弱。劳动力数量、劳动时间、就业参与率等因素决定了实际可就业劳动力总规模。
自2011年以来，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呈下降趋势。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闲暇的需求将稳步提升，劳动参与率总体呈下滑趋势，个人劳动时间趋于减少。总结国内外机构对中国人口总量的预测，可以发现，越是新近做出的预测，人口总量峰值越低，而且人口峰值到来的时间越靠前；此外，越是机构的预测越高，越是研究机构的预测越低。
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结论，受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呈明显放慢趋势，但是，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增长的惯性作用，以及近两年放开“双独二孩”和“单独二孩”的计生政策，以及考虑到未来几年内可能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未来几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会小幅反弹，预计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为14.07亿人，将在2028年前后出现人口总量峰值，峰值约为14.3亿人左右，2050年人口总量将下降至13.53亿人。
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资本积累速度的下降、模仿空间收窄和创新不足将从供给面角度对经济增长形成硬约束，需求面的变化对经济增长形成软约束。由于供给和需求面的双重约束，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都会下一个台阶，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期，经济增长进入换挡期。
测算表明，近年来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呈下降态势，尤其是2010年以来我国潜在增长率明显下降，潜在增长率由2010年的10.4%降至“十三五”期间的7.0%左右。未来投资增速可能下降，全要素增长率虽然对增长贡献的份额增多，但本身增长速度下降。受此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将比高速增长阶段有所下降。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投资，服务业占P 的份额及其对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内生增长动力加强。进入“新常态”，为维持中高速增长，我国将更多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随着与前沿国家逐步接近，技术进步速度放缓对资本边际效益递减的对冲能力降低，投资收益下降，投资增速将放缓，消费在内需增长中的相对地位上升。相比于投资，消费增长比较平稳，消费占比提升将增加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2014年消费对P的贡献率为50.2%，比投资高1.7个百分点。
在产业方面，更多制造企业将通过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提高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城乡居民在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后，对文化娱乐休闲等高端服务业的需求将进一步。同时服务业的对外将推动国内服务业商业模式的成熟和发展，促进马伊琾我国人力资本优势的发挥，承接更多服务外包业务。2012年服务业占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之后服务业占P的比重稳步增加，2014年服务业占P的比重和对P的贡献率分别达到48.2%和48.9%，比第二产业分别高5.6和2.3个百分点。
依据主要有人均收入水平、三次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等划分标准，我国当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变化，意味着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将发生改变，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而后期阶段就转变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上来。源自经济系统的、依靠技术进步驱动经济发展的内生倒逼机制正在形成过程中。世界经济论坛从增长动力角度将经济增长划分为要素驱动阶段、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换阶段、效率驱动阶段、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
当前我国处于效率驱动阶段，根据国际经验，美国、、日本和韩国等由效率驱动阶段过渡到创新驱动阶段大约用了5-13年时间，而且是后发国家所有的时间就更短。因此，按照先行国家的经验，中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进入创新驱动阶段。虽然中国在短时间内实现创新驱动极为困难，但从经济发展规律看，创新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创新驱动的时代正在临近。我们应该从制度和政策安排上做好准备，增长动力的顺利转换，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要求到2020年我国力争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实践中，诸如生物工程、新能源、下一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移动通信、高铁、北斗、航空航天等领域，我国的整体科技水平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同时，在相关政策措施的引导和支持下，基于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功能逐步得到有效发挥，我国研发资本存量将可能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也就是我国因技术创新进步快速推动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改善的一个时期。因此，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相应增加。
人力资本提升将带来新的人才红利，为创新驱动奠定了智力基础，经济增长将体现出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内生增长特点。近年来我国就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一直在稳步提升，特别是2005年后受益于高等教育普及化，就业人员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速度进一步加快。适应企业产品更新换代和市场竞争压力，相当一部分劳动者职业和技能培训也得到较快发展。
近期，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同时，基于我国加快改善医疗健康、文化体育、劳动保障、社会救济等领域民生的步伐逐步加快，劳动者普遍的从业质量和健康水平也将会提高，人力资本要素带来的红利将会逐步替代传统的人口红利。
确定宏观经济的主要指标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并将其作为进行科学宏观调控的目标取向和宏观调控政策运用的主要依据与要求。确定宏观经济的合理区间，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宏观调控方式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创新和提升，可以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经济增长更具弹性。
根据测算，“十三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在7%左右，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将“十三五”期间将经济增长目标定在6.5%-7%之间。从发展目标来看， 我国进入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关键时期，持续增长面对的约束加大、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更加多元。在增长目标的设定上，要从数量向质量转变。当前，我国经济正向“新常态”迈进，宏观调控要确保经济下行能足够的就业、主要效益指标基本稳定、物价运行较为平稳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不低于P 增速。进入“新常态”，确定经济运行的合理增速应该更多依靠效益性指标，只要就业、收入、企业利润能够合理增长，物价保持稳定，风险不要累积，就可以认为是达到潜在增长水平。
以凯恩斯理论为核心的需求管理主要是解决经济短期波动，而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来自于供给方面。需求管理在解决总量失衡的短期问题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供给管理在解决结构失衡的长期问题上具有相对优势。当国民经济运行中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同时存在，特殊情况下的结构失衡又是总量失衡的诱因时，单纯的需求管理，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新常态”下，结构失衡已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中长期减速问题，宏观调控供给管理更加重要。
中长期看，中国经济在人口与劳动、资本和金融，资源和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等方面都存在改进的地方。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户籍制度、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优化土地与资源产权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等低效率领域的制度等措施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经济运行中的诸如产能过剩、与城镇化高度相关的产业积聚、规模经济、人力资本积累、知识外溢等问题也需要供给思维才能根本解决。扩大需求有时候也要依赖供给管理，扩大内需一靠投资二靠消费。
就投资需求看，主要问题不在于总量而在于结构。未来看，重要的投资方向应是基础设施建设，但这方面，需要调整投资结构。就消费需求看，如果收入分配结构、产业结构与要素投入结构不转变，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就很难实现。供给管理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和机制完善，改善微观主体的生产经营，降低其生产成本，鼓励资本形成，推动企业创新。
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型经济体系，深化垄断行业和国有经济部门的，打破一些领域实际存在的行政垄断和国有垄断，在更多领域放开竞争，为民间资本开辟更加广阔的投资空间，推进简政放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为投资创业提供更大的便利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研究改进资金支持科技研发的途径和方式，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加大知识产度，形成切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和法制，从国家技术标准制订、产业扶持政策等方面，为各类企业、各种技术线的产业化等创造公平的竞争，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深化财税体制，发挥公共财政的积极作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通过进一步完善对地方和干部的考核激励机制，切实加大执度，形成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
“新常态”下我国货币政策面临双重转型任务，一是形成完善的货币政策框架，以及进一步明确货币政策目标、操作规则和政策工具，二是货币政策需承担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任，在较长时间内需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作用。货币政策不仅需要更为明确的政策目标、规则，还要建立由数量型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变的操作手段和工具。就最终目标而言，“新常态”经济下的货币政策调控则应强调稳定和均衡目标，尤其应致力于稳定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结构均衡。相应地在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方面，也应下调货币供应量增速目标。同时，考虑到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化削弱了货币供应量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程度，应将汇率、利率、国际收支情况以及资本市场变化等指标纳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范畴。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应由价格和数量兼顾朝向价格型目标过渡，明确以SHIBOR 为核心的基准利率体系，实现通过调节基准利率来影响存贷款等其他利率，从而通过影响金融中介的信贷行为来间接调控宏观经济变量。货币政策在实施中应逐渐增强货币政策的规则性，规范相机抉择政策的使用，注重引导政策预期，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
进一步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并协调传统货币政策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职能，货币政策转型应着力于构建完善的货币政策框架。建立从政策目标到指标、从政策规则到操作工具的一系列政策调控框架，以避免政策失误带来的宏观经济风险。面对经济“新常态”，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转型需要央行不断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资金价格和流向，以实现结构调整的目标。需明确不同类型货币政策的分工，既要发挥准备金和利率等传统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作用，同时，也要使用常备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以发挥总量性货币政策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协同作用。
5.推进产业政策从选择性主导转为功能性主导，产业政策的重心从扶持企业、选择产业转为激励创新、培育市场
长期以来，我国实施的是选择性产业政策，通过投资审批、目录指导、直接补贴企业等手段直接广泛干预微观经济，以挑选赢家，这虽然发挥了经济赶超的重要作用，但也扭曲了市场机制。今后产业政策手段要从直接干预微观经济行为为主转向通过培育市场机制间接引导市场主体行为，虽然也存在补贴、税收优惠等扶持性企业政策，但扶持对象一般是前沿技术和公共基础技术，并强调研发、技术标准和市场培育的协同推进，多采用事前补贴、而不是事后励的方式，补贴规模不大、更多是发挥“带动”作用。深化要素市场，完善要素市场机制。优化创新生态、完善创新驱动机制、激励创新行为，推进国有经济的产业布局从重化工领域转向高端和新兴制造业、公共服务业等领域，经营业务从整个自然垄断领域集中到具有自然垄断性的网络环节。
将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入到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高端与新兴制造业领域、与国家“一带一”战略相关的产业领域、与完善中心城市服务功能相关的基础设施领域。通过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拓展农业多种功能等措施逐步提高农业的发展能力。工业部门要通过核心能力的构建进一步突出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创新驱动和高端要素承载功能，发展模式将从标准化、模块化产品向一体化产品转型升级，由过去粗放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和模仿创新向精益化生产和自主创新转变；服务业要通过打破垄断和市场管制、投资审批、加强信用制度建设等措施消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现代服务业跨越发展，从而培育服务业部门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尽快推进我国与“一带一”沿线国家及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多双边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的签署，积极推进区域合作。通过推进贸易和投资化，以深化相互之间经济的融合程度和市场的融合程度。通过进一步推进资源国际化战略，利用全球市场，来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要素和资源供给。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间的合作，进一步加大引进技术和吸收人才的力度，在全球范围内去配置我们发展所需要的自然资源、人才、资本、技术等战略性资源。加大企业“走出去”力度，通过企业“走出去”，为我国获取更多资源和市场，提升我们的市场份额，提供更多机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结构的，突出我们作为新兴经济大国的全球战略新定位。在全球治理以及参与全球事务中，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