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广大投资者而言，“价格”波动的核心其实是“预期差”，那么2020年有哪些可能会超出市场的预期呢？2020年宏观经济趋势又是怎么样的？2020年中国股市是牛市的开始还是熊市的天下？且听凤鸣财经借用各大财经大咖和机构分析师娓娓道来——
一些国家和地区里，阶层之间的财富分配，已从理想的橄榄核型，变成了的工字型，中产在消退甚至返贫。阶层摩擦有日益加大的风险。大凡在全球陷入动荡或突发冲突的区域，几乎都和发展能力的积弱，和极端分化相关。
全球经济格局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美中两国是关键角色。可以以许度来描述这种变局，例如全球化的退潮，全球治理碎片化，世界经济的平庸增长等。但其中有一个变迁是显而易见的，即美国和中国国家实力的巨大体量，已远远抛开了全球第三大及其后经济体的体量。以1820、1920和2020这三个时间点看，1820中国经济仍为全球第一，但封建农耕文明被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甩开已是定局；1920前后美国成为全球经济老大，但确立其全球霸主地位仍需等待25年之久；2020前后，美国可能从未在百年来在经济上如此迫近美国的对手。
考虑到中美经济规模的差异，中国经济增速只要比美国经济增速快1.5倍或更多，那么中国就没有停下追赶美国的脚步，到2025和2035年，中国P可能相当于美国的75%和85%。中国仍然人均P不到1万美元，仍然希望世界太平些、国家间纷争少一些，但美中双雄并立的格局已提前上演。如何看待、接受甚至重塑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重要角色，还是让一超独霸、主导的格局固步自封？
意识到这种“双雄会”局势，于我们何用？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究竟是否还存在？这种“双雄会”决定了全球核心优质资产不在美国，就在中国；而超值或避险资产才可能在欧洲或东南亚。全球投资者界经济版图激烈碰撞时的投资，不得不更为小心翼翼。也许2020年的全球经济趋势可总结为三句：世界经济缓中趋稳；美国经济景气末端；中国经济稳中趋缓。
2020年世界经济也许略好于2019年，增速回升约0.5个百分点。美国的就业及通胀情况都还不错，经济处于2011年以来超长景气的末端。中国继续放缓难免，但增速仍处于全球第一阵营之列。和我们自己比，慢了。纵向比较中国经济以往的高速增长，目前增速确实未能充分发挥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如果2020年经济增速未能“保六”，也并不奇怪。
但和别人比，不算慢。横向比较全球经济增速，则中国增速仍处全球第一方阵。以美国此轮超长景气，和“新经济”时期的超长景气相比，经济增速分别是2.5%和4.3%，打了6折还不止。当下中国经济和接近10%的高速增长相比，折扣也差不多。目前和明年中国可能是金砖国家中表现最佳者。中国P目前每年多增约8000亿美元。而全球P超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可能都不足20个。评价中国经济快慢有何用？中国经济在2020年将要突破百万亿，每个月逾5万亿元的投资，近4万亿元的消费，如此巨大体量，有暗淡的行业和企业，也肯定有精彩和蓬勃的区域、行业和企业。中国经济还未充分展现其高质量发展的潜力。
由于美中的实力和创新潜力，全球投资者将日益明显地视美国和中国的优秀企业为值得配置的核心资产。美国经济处于2011年以来超长景气的末端，美股则叠创历史新高。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对全球P增长的贡献率持续超过美国，中国在大力推进高水平、全方位的对外，深度的金融举措正在加速落地之中。
由是观之，2020年经济虽然平缓，但投资机遇却不凡。投资者的情绪升温取决于一大背景，两种力量。一大背景是，中国增长的放缓和CPI的下行，为中国央行缩小和全球金融周期之间的差异创造了有利条件。两种力量之一是深化的力量，使得投资者对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的热情不减；之二是加速对外的力量使得国际投资者对配置中国优质核心资产的热情不减。因有许多人替中国楼市担心，其实不必。
理由很直白，一是几乎看不到做地产赔钱的，地产企业也是庞大体外公司“吸血”的最大宿主，这是一个在年销售约15万亿元的高位平台，百亿级销售额的开发商的市占率也仅不到千分之一。加之目前库存去化较为充分，即便2020及以后楼市不再热络，但无非是开发商赚钱多少，而不是整体赔钱或攸关。二是调控政策余地很大。比较2015和2018年，楼市销售面积和金额分别增长了约50%和90%，如果继续任由地产生长三四年，那么我们能否想象楼市每年销售逾2000万套住宅和获得超过30万亿元的销售额？这些新房住宅已超过了每年城镇化吸纳的新增人口，这个金额也超过了居民全部可支配收入的一半。以往高热的市场无法延续，现在焦虑的开发商仍然厚利，非议的限价限售等诸限政策有各种微调松动。
因此楼市在结冰，地产有韧性，你可以不买房，但不必担心“地主家”没余粮。令人忧心忡忡却似乎无计可施的巨大幽灵，在全球范围飘荡的幽灵，是空前的鸿沟。一些国家和地区里，阶层之间的财富分配，已从理想的橄榄核型，变成了的工字型，中产在消退甚至返贫。阶层摩擦有日益加大的风险。大凡在全球陷入动荡或突发冲突的区域，几乎都和发展能力的积弱，和极端分化相关。
展望2020年，随着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温和恢复，进出口增速有望小幅回升。我们考虑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贸易摩擦缓和，外部不确定性有望减弱。明年美国将迎来，特朗普为争取连任有保持美国经济稳定增长、与中国达成阶段性贸易协议的。在此预期下，企业信心有望修复。
二是需求方面，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有所缓解，外部需求边际企稳。对于中国的主要贸易国，美国经济在周期性下行中具有韧性、欧洲经济边际企稳、新兴市场增速周期性上行，都指向明年外需较今年有望边际改善。内需方面，随着“稳增长”政策的持续发力，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增速的回升有望带动内需回暖。
三是价格方面，全球三大主要贸易产品中，半导体价格有望企稳，石油、汽车价格跌幅或将收窄。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半导体指数震荡上行，全球电子产业景气度有所回升，而处在我国电子产业链中上游的和日本，今年下半年开始半导体和电子产品的出口增速也有所回升。预计2020年受到5G带动，半导体整体价格有望企稳。石油方面，根据美国能源署预测，明年上半年油价或将继续下滑，但跌幅将有所收窄。此外，汽车行业价格低迷对全球贸易的拖累也有望减弱。
四是汇率方面，预计2020年人民币汇率将保持韧性和弹性，从而有利于企业稳定汇率预期，使进出口保持平稳。但考虑到2019年3季度汇率“破7”，本币贬值对出口带动的滞后影响将在今年末和明年初有所。
综合考虑以上影响，以及前一年高基数效应的逐渐消退，预计在基准情形下，2020年全年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增速在1.8%左右，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增速则回升至3.1%左右，同时“衰退式”顺差收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有所回落，甚至由正转负。
2020年，总需求在三大因素影响下趋于收缩。一是在销售下滑、融资收紧背景下，房地产投资增速将下行；二是出口对P增长的贡献很可能由正转负；三是制造业投资增速难以大幅上升。在此背景下，基建投资和消费需要成为新的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减税降费需进一步加力增效。
总供给曙光，部分中下业盈利增速开始反转上升，营收增长态势向好。从2019年1-10月的数据看，中业除汽车外，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金属制品、交运设备、电器机械等行业营收、利润增速变化好于生产变化。下业中农副食品加工、家具、烟草、体育娱乐用品等也出现营收和利润改善好于生产势头。这表明中下业供过于求的态势正在边际改善，未来随着PPI转正、CPI温和上行，生产亦将逐步向好。
近期关于2020年经济增速要不要保6，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论。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到6%就要刹车了，要稳增长，但也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保6，既无必要也保不住，经济学家产生分歧，其实我觉得是正常的现象，我的观点是：经济增速出现下行，是我国经济总量提升之后必然面临的问题，现在我国P已经超过了90万亿，这么大的基数，如果再保持以前那种8%以上的高增长，是不现实的。又加上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发生了转型，从过去依靠投资拉动、出口带动，逐步转向依靠消费拉动、科技带动。从P的角度来看，P下一个台阶是正常的现象，我们不仅要看经济增长的速度，更要看质量，实际上经济一直在转型期，消费已经超越了投资和出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而第三产业-服务业也超过了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在外部受到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稳字当头，不要让经济出现失速，是否保6，其实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能否保得住6，要看内外部影响经济因素的演变以及逆周期政策的效果。但是防止经济失速，稳增长常必须的，我们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如果经济失速，我们就很难实现转型和升级。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就好像骑自行车拐弯一样，我们经济转型就像转弯，如果自行车不保持一定的速度，就无法转弯，甚至会摔倒，所以我认为保6是必须的，但是能否保住，还要看实际的效果。
我们不仅要看经济增速，更要看经济转型的，如果实施大规模的，既稳定了经济增速，又进行了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提高产品的毛利率，这样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些不再符合经济需求，出现衰退的行业，盈利下降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更多的是要关注那些受益于经济转型的、仍然有增长空间的行业机会。
第一，中国经济将继续成长，机会还很多，但不再是全域覆盖、全员均沾的机会，更多是结构性的新机会，由创新驱动和能力驱动的机会。大机会寓于新机会之中，寓于企业的创新、革新、自新之中。第二，如果要中国经济的成长机会属于创新的力量，就必须市场化、化的方向不，使资源配置向更有效率、更能代表先进生产力方向的企业和企业家集聚。反之，假如机会更多给了低效部门，更多由行政力量配置，经济的前景会蒙上阴影，国家的复兴机会也会耽误。
在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中国的下一个十年做过认真研究，并推出了《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的报告。当时他们已经预见，中国经济增速会下台阶，且“主要源于内因，只不过在特定情况下外因成为触发或加剧因素罢了”。
他们说，“在需求增长放缓的同时，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源等在内的要素成本加快上升，可直接引用的技术减少，加上老龄化带来的储蓄率下降，都将集中在一个核心问题上：生产率能否持续保持在一个适当高的水平上？”答案是，中国需要推动一场“参与促进型”，即促进社会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质量参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进一步社会的发展潜能，扩大参与机会，提升参与能力，完善鼓励创业、创新的制度和政策，创造稳定参与预期的等。
报告指出，“目前最值得关注的深层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能源、土地、金融、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不同程度存在的扭曲，导致资源误配和结构失衡。二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垄断性较强的非贸易部门（以基础产业为主）与以非国有企业为主、高竞争性的贸易部门（以出口导向型产业为代表）并存的二元结构。不少研究表明，前者在占有大量资源的同时产出效率远低于后者，并包含了日益累积的金融财政风险。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后者。”
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全面深化的决定，为解决深层问题提供了方案。决定指出，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大幅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过去这十年，中国经济启动了市场化、化、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大转型，但还没有全面转过来。前一段有经济学家呼吁不能让经济增速跌破6%，从我和企业的接触看，如果能真正纠正“一些部门、大企业利用优势地位以大欺小，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的行为”，不搞企业身份歧视，解决好资源浪费、资源错置的问题，解决好寻租隐蔽化、经常化的问题，就能激发出很大的经济增长。
所以，要害不是出台了多少政策，而是要通过，使那些便民兴企的政策真正落实到位，不出现“肠梗阻”、“说一套做一套”的问题。本质不是政策问题，是问题。不到位，就会出现“非经济的经济下行”。
2019年对经济下行还是企稳、通缩还是通胀、降息还是加息等问题争议较大。面对2019年认识的大混乱，我们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充分估计当前经济形势的严峻性”、“是通缩不是通胀”、“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不能为了一头猪国民经济”、“该降息了”、“用的办法稳增长”。为中国经济鼓呼，为建言，不负一代学人的。
经过2019年初短暂的“春”，经济于二季度再度进入下行通道，十年来经济波动下行寻底漫漫。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主要不是外部因素（世界经济周期下行和中美贸易摩擦），而是内部因素，比如民营企业家被误伤被歧视信心不足、地方约束多激励少积极性不够、国企涉及的深层次基本理论和认识问题与1998年前后差距较大方向不同、部分雷声大雨点小、有些政策一刀切不能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对外进入行政垄断和意识形态的深水区、传统增长动力正在衰减而新增长动力尚待培育。
预计中国经济将在2020年前后再下台阶，步入“5”时代。每个阶段的宏观经济形势都有一个主要矛盾，要抓主要矛盾，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关键是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不能为了一头猪整个国民经济”，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财政优于货币，货币政策的关键是宽信用，长期通过市场化导向的微观主体活力，重振中国经济信心。
2020年货币政策进行正常的逆周期调节，不大水漫灌，该降息降息，通过小幅、高频、方式降息，引导实际利率下行。疏通利率的传导机制，改善流动性分层，消除所有制歧视，纠偏房地产融资过紧，对刚需和改善型需求给予重点保障，从宽货币转向宽信用。
2020年房地产政策从过度收紧回归中性稳定，中央的定调是“三稳”，不是“三松”也不是“三紧”。老成谋国是时间换空间，一方面要防止货币放水刺激资产泡沫，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过度收紧主动刺破引发重大金融风险。过度遏制房地产合理的融资不仅加重经济下滑，而且加重经济金融风险。房地产一半是金融，一半是实体经济，是制造业，带动的上下游产业链条较长，有必要推动更多地发挥其实体经济的功能，回归居住属性和制造业属性。不要从一个极端另一个极端，从放水刺激到过度收紧。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利用时间窗口推动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关键是金融稳定和人地挂钩，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020年供给侧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纠偏部分地方部分部门一刀切运动式做法。2016年以来，供给侧、三大攻坚战成效显著，对外水平明显提高，营商大幅改善，政令畅通。供给侧的大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方式需完善，部分领域不彻底，需要更好地把握好政策的“度”，防止运动式、一刀切，误伤民营和中小企业。执行层面需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又红又专。自2017年9月起，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的累计同比（公布值）与累计值同比（计算值）之间大幅，幸存者偏差主要由民营企业贡献。受去产能、环保限产、金融去杠杆、税收社保加强征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流动性分层等影响，2017年以来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增加，融资困境、信用债违约潮、股权质押风险等。“民营经济离场”、“新公私合营”沉渣泛起，冲击民营企业家信心，增加经济下行压力。
任泽平还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巨大，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尽管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增长潜力巨大，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需要更大力度地推动新一轮。
2）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59.6%，发达经济体大部分超过80%，城镇化还有20个百分点的空间；
4）中国14亿人，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和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群），美国3.2亿人，日本人，8000万人，全球77亿人；
5）中国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就业人员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1.7亿，每年大学毕业生800多万，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要实现这一目标，结合应对“贸易战”，贾康认为，2020年及其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需要在8个方面注意掌握好要领：
一是要充分认识到当下的贸易摩擦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段风波而已，各经济体的合作竞争仍是主流，对美国要力求“斗而不破”，淡化贴意识形态“标签”思维，在人、物、文化等多方面继续交流；二是“善于守拙”的内涵仍然正确，要不扯旗，不当头，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事情；三是坚定不移继续扩大全面，与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四是积极扩大内需，进行“有效投资”并保持消费的活力与向好预期；五是在深化中动真格攻坚克难：如大部制、扁平化、基本养老金全社会统筹、企业混改等；六是积极稳妥推进“一带一”建设和“走出去”；七是积极稳妥创造条件逐步完民币“国际化”，推动人民币成为一般结算货币、石油等战略资源的结算货币、储备货币等，将来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后，还需市场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为避险资产。八是努力破题、持续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贾康强调，“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的一个关键点是，要加强大商品供应链的保障”。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在大商品上，中国并没有形成哪怕一家横跨全链条的巨头，今后需与现有的巨头企业合作互动，并逐渐培育本土的巨头。大商品供应链与金融支持的结合，能够更好扩大覆盖面，“供应链金融”创新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要素，能提高整个供应链的功能与效率。
对于供应链金融的创新，雪松国际信托董事长林伟龙在论坛上表示，“区块链技术将重构供应链金融。” 据林伟龙透露，目前雪松控股也在积极探索区块链技术在大商品供应链上的应用。
纵向比较中国和美国经济，美国经济从1900年到2017年增长了36倍，而同样以2017年为时间点前溯，中国经济完成36倍的增幅，只用了美国1/4的时间。“因此，不确定性之外的确定性在于，只要中国继续坚定不移地选择做好自己、经济建设为中心、高质量发展的事情，那么时间是坡中国的最好的朋友。”贾康说。
第一个超预期：经济低迷的持续时间。当前P增速低迷，百业出清，这一点全市场已经达成共识了。三季度P增速降至6%，当然市场上有人认为中国P增速可能实际只有5%甚至更低一些，原因在哪儿？因为根据我们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投资累计值在去年9月份是48万亿元左右，而今年9月份是46万亿元左右，按照这个推算的线%，但实际公布的数据是5.4%，大家发现数据有点对不上，所以就觉得实际情况可能比看到的更糟糕一些。但这些都没什么，大家都已经预期到了。
第二个超预期：物价上涨：现在市场普遍预期2020年二季度CPI增速将出现拐点，峰值也就4%-5%之间。拐点的逻辑是，第一，今年下半年基数高，明年二季度之后会下去；第二，大家认为明年猪肉价格在二季度之后会出现下降，原因是地方出台多项优惠政策加大养猪扶持力度，甚至有的县不低于50万头的量，明年猪肉供应量上来，猪肉价格会下跌。2020年猪肉价格可能要接受更高的，而且持续性更长。现在就去判断2020年二季度CPI增速和猪肉价格就会出现拐点还是比较困难，因为，第一个方面，老百姓的消费是按购买力来算的，购买猪肉的时候发现货币在贬值，那么他们的预期会发生变化；第二个方面，猪肉价格上涨会通过比价效应影响牛羊肉等食品价格上涨，猪肉价格暂时性上涨对老百姓的预期影响不大，但假若持续时间长了，压力就会比较大，需要避免涨价效应的扩散。
第三个超预期：房地产下半年有条件放松：过去稳增长最好的方式就是松松房地产。这里面的逻辑就是：不仅房地产本身带动几十个行业，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资金都是通过房地产平台进入地方的财政，房价涨主要是地价涨，地价涨地方受益，不仅仅是卖地收入，更重要的是以地价为基础的资产负债表扩张，通过土地质押来获取贷款，发行债券也是以土地为基础。一旦地价出现下降，那么整个地方债务就会出现问题，因此，房地产调控总是从需求角度来，供给没有去扩张，每一次调控导致地价往上走，地方资产负债表就不会出现恶化，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扩张，然后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尽管今年中央想打破这个稳增长的方式，但新的方式替代也不是那么容易，由于2020年上半年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比较大，所以我们认为明年下半年出于稳增长的需要，房地产将会有条件地放松。
第四个超预期外需会好于预期：朗普获取连任最需要的是经济继续维持不错的增长率，那么他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其一，与中国签订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第一阶段的协议主要是缩减顺差和中国扩大市场准入等，这样中国2020年就会加大美国商品的进口，这会支撑美国2020年的经济。第二个方面，他要求鲍威尔不断降息，货币政策对短期经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2019年不断地降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2020年会出来，所以2020年美国经济会不错。同时，我们看到2019年四季度以来新兴市场经过降息也出现复苏的迹象。因此，2020年的外需会好于大家的预期。
第五个超预期地方平台开始出现违约：我们一直觉得地方是中央的派出机构，地方债务有中央的兜底不会出现违约，但2020年一些部局部地区不好说，可能会出现违约。一些部地区，债务水平确实比较高。最近看到一条新闻，贵州一个县，县委被抓了，被抓后发现这个县负债400多亿元，而他们的财政收入才十几个亿元，都覆盖不了利息，这是新闻报道出来的。但是这个现象在部地区应该是比较普遍，假若这些地方的房地产市场没有转机，那么地方财政收入将会受限，当然目前专项债额度已经放了，但是地方的负债规模不是这些专项债能解决的，加之经济下行，税收收入下降，房地产市场没好转，土地收入也受限，因此，不排除有些县级平台，甚至地级市平台在2020年出现违约。也不排除再现上个世纪90年代的情况，一些地区出现事业单位人员发不出工资。
第六个超预期国企债务违约扩散：截至2019年11月26日，违约债券152只，违约债券本金金额1179.51亿元，新增违约主体以民企为主。2016年的供给侧，对一些周期性行业实行关停并转，对国企形成了利好，但这个利好随着经济的持续低迷，慢慢也消化得差不多了，未来经济的继续低迷，一些国有企业也将会波及，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在过去出现了加杠杆，这种较高负债的国有企业不排除2020年会出现债务违约。
第七个超预期中小金融机构被兼并和接管扩散：过去两年被接管的金融企业有：安邦，华信，网信，包商；被兼并重组的金融企业：世纪证券，恒泰证券，银行等。由于经济的持续低迷和金融供给侧的延续，我们判断未来金融机构拆雷仍将延续，不排除2020年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和更大金融机构被兼并重组或被接管，所以未来金融防风险依然严峻。
第八个超预期土地市场加快：大家都说经济增长需要拉动内需，怎么拉动内需？从消费来看，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更强，高收入人群的国内消费已经得到充分满足了，消费倾向比较低，怎么让有钱人的钱转到没钱人头上，这当然不能“打土豪分田地”。我们认为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低收入群体一方面拥有劳动力，另外一方面就是拥有土地资源，而高收入人群有钱但缺乏土地资源，那么未来可以考虑低收入人群用土地资源与高收入人群做交换，这就需要从土地制度着手，可能会加快土地制度进程。
第九个超预期国家对资本市场支持力度加码：这种加码主要原因在于：大家也发现找其他增长方式很难，过去稳增长通过房地产将全社会资本集结，转到地方财政，加大基建投入，2019年730会议中央已经定性了，这种模式不具有持续性，哪一天房地产卖不动了，很快就会爆发地方的债务危机。因此中央不希望这种模式延续，那么有更好的办法没有？我们发现通过资本市场，全社会的钱投向企业，市场活跃，再融资、IPO就会增大，与此同时我们的VC、PE市场就活跃了。美国上世纪90年代末期股市也出现过互联网泡沫，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泡沫破裂之后产生了一批科网巨头企业。所以通过资本市场这一平台，引导全社会资金投资到实体经济中去，资本市场发展了，更多的居民参与到这一市场中来，会改善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就可以降低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当然同时还可以改变消费者预期，对拉动消费者信心起着积极作用。
展望2020年，一方面，“高增速”年代余音渐远，经济增长趋于平淡而平稳。钝化的库存周期与韧化的地产周期形成对冲，加之政策周期的历史性，中国经济的年度增速预计将略有下降，季度增速或将走出“缓V型”径。另一方面，“高增质”年代序章初开，经济增质孕育“民富”与“国强”。
在“民富”维度，居民福利的稳固和消费潜力的扩张产生合力，有望在全球经济逆风中保持国内总需求的稳健。在“国强”维度，历经多年蓄力，要素配置的改善和科技进步的提速形成共振，正在构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新优势。总体而言，虽然短期的减速压力仍在，但是持续的“增质”正在打开经济繁荣的长期空间。放眼长远，“消费升级+硬核科技+金融”是内嵌于增质进程的正向循环，料将形成贯穿未来二十年的价值主线。聚焦明年，伴随正向循环的初步成形，主线的交汇点有望提供最具潜力的结构性机遇，由线及点、做好加法将是把握新机遇的关键。
从投资视角经济，以2020年为起点，中国经济的“增速”和“增质”将承担起不同的信号作用。择时看“增速”，由其塑造短期的机遇窗口；择势看“增质”，由其决定长期的价值主线年，中国经济的“缓V型”走势将分两个阶段打开机遇窗口。一是第一季度，中美贸易博弈的阶段性舒缓有望改善风险偏好，带动市场预期面的温和提振。二是第三季度，货币政策的发力有望加速实体经济的回暖，并推动企业基本面的企稳反弹。就择势而言，在经济增质时代，消费升级、硬核科技、金融依次填补着需求侧、供给侧、资金侧的发展缺口，构成了内嵌于经济增质进程的正向循环。随着中国经济增质步入上升轨道，“消费升级+硬核科技+金融”将成为贯穿未来二十年的价值主线，并将持续向资本市场映射。
加法一：硬核科技+消费升级。作为新一代技术核心，虽然5G已经投入大规模商用，但是考虑到较长的建设周期，2020年在5G基站、网络运营等上游环节尚难看到亮点。相反，5G红利将率先在新一代通讯设备的消费端反映出来，并且体现“价在量先”的特征，即产品价格的提升领先于产品总量的扩张。更为重要的是，以5G通讯设备为支点，以文娱、医疗、教育、家政服务等领域为重心，新一批消费场景和细分市场有望涌现，为消费升级提供更多“爆点”，值得提前布局。
加法二：硬核科技+金融。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由此，2020年或将成为中国新经济的“数据元年”，并产生双重红利。第一，在以区块链、大数据等数据技术服务工业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实体经济的方向上，有望诞生下一批最具潜力的独角兽。加之金融带动国际资本长趋势流入，以及创业板、新三板和区域性股权市场的深化，独角兽的成长有望提速。第二，以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必然需要创新性的金融产品和标准化的市场完成数据确权、数据定价、数据交易等运作，对此有所筹备的专业化机构有望在新赛道上占据先机。
加法三：消费升级+金融。2020年，随着消费升级进一步深入下沉市场，各层次消费者将同步增强对品牌化、品质化的追求。因此，在传统消费品领域，市场份额料将继续集中化，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进口替代能力的国产龙头品牌将因此长期受益。立足这一优势，这一集群中的国有企业有望成为本轮国资国企中步伐最大的开者。借助于不断完善的资本市场，外部战略投资者有望积极参与这一进程，推动相关企业实现公司治理、商业运营和全球竞争力的，并由此产生新的结构性机遇。
第1条，中美贸易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签署文本协议。中美关系谈判经过了13轮，已经达成了很多方面的共识，而明年11月份是特朗普谋求总统连任的时期，在此之前特朗普也需要与中方达成文本协议，从而有利于特朗普的当选。而文本协议的签署，将会对资本市场形成利好的刺激，提振投资者信心。
第2条，我国经济增速企稳，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继续推进，服务业快速发展，制造业回暖。我国经济增速现在已经降到了6%左右，经济最差的时期在10月份已经过去，2020年我国经济增速有望保持6.0%的稳定增长，服务业、消费都会有比较快的发展，而制造业也出现了回暖，经济面的企稳为我国股市的回升带来基础。
第5条，央行采取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对企业信贷支持力度，稳增长仍然是央行重要的政策目标，而随着猪肉价格的回落，我国CPI在2020年将会出现稳定的下降，可能会重回3%以下，央行将会采取偏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支持经济的发展，同时对企业信贷支持力度会加大，特别是对于融资难和融资贵的一些民营企业将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第8条，一线蓝筹股继续创新高，二线蓝筹股迎来趋势性机会。一线年大放异彩，二线年将会迎来趋势性的机会。很多二线蓝筹股可能不是大行业的龙头，但是是细分行业的龙头，估值上具备优势，可能在2020年迎来比较好的机会，投资者可以积极挖掘。如果说一线年会见顶回落，美股在长达10年的牛市之后，2020年见顶的概率非常高，美股的估值也在历史的高位，这将会引发更多的资金从美股流出，进入到A股市场。
从货币政策来看，目前中国银行体系各项贷款余额(排除财政存款和非银存款)约为168.5万亿元，故而目前中国银行平均准备金缴存率约为12.21%左右，如果央行决定再降准0.5%将可以约8500亿元资金，如果降准1.5%则可以约25500亿元资金。预计2020年银行体系仍然至少需要约6.5万亿元的流动性投放才可以满足发债要求。预计2020年央行依旧会采用降准+中长期货币政策工具投放的方式支持财政政策：降准的优势在于资金成本较低，对银行负债端较为友好，但是空间有限；MLF投放的优势在于主动性较强，但成本相对较高。
目前来看，2019年12月国债发行压力不大，而2020年新增的财政发债金额在长远来看必定需要央行中长期货币政策的放松来支持。因此，我们前期观点，
年内货币政策继续放松的紧迫性不强，当前10年国债收益率可能会在3.2%附近的震荡；而中长期来看，央行放松或将继续为债市收益率下行铺垫有利条件。
可以预见，2020年为完成政策目标，国债、地方一般债券和地方专项债券的增发是板上钉钉的，财政政策的稳增长会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带来很大冲击。中债托管数据显示，目前银行持有绝大部分国债与地方债，占托管总量的77%。观察国家债券发行与银行持债规模的变动，二者走势基本相同。因此“财政发债—银行购债”这一行为会对准备金体系造成压力：观察债券余额与存款准备金率的关系，可以看到在地方债券和国债发行量快速增加的同时，央行即开始进入降准周期。
从央行资产负债表来看，央行资产负债表负债端可以简要分类成“基础货币”、“财政存款”以及“其他负债项”三者。因此，基础货币=总资产-财政存款-其他负债项，因此在其他项目不变的情况下，银行体系持有的基础货币将同财政存款变化呈反相关，任何财政存款的增加都会加大资金压力。而观测等式右侧三项变动对基础货币累计同比的拉动，可以发现在2019年年内财政存款对基础货币的作用大部分都是负向的(截止2019年10月，基础货币同比增速仅有0.22%，而财政存款的增加就将该项下拉了0.66%)，这实际上反映了国家财政发债对银行间流动性的持续吸收。更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报表反应的是月末时点的流动性分配情况，而在月中的国债新发、续发缴款日，这种冲击只会更大。
我们认为2020年重演2018年格局的概率偏低，A股延续自2440点向好趋势可能性较大。展望2020年，A股市场延续牛市上升趋势的概率偏大。具体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是全球资金风险偏好提升，欧美股市持续走高。全球的负收益率债券从两个月前约为17万亿美元的纪录高位萎缩至12.5万亿美元左右。中、美、德三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均由8月的低点回升，全球资金风险偏好提升将对股市行情带来积极影响。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对中国市场的乐观并没有改变。二是美联储降息或告一段落。2019年，美联储利率已有三连降，而其他主要经济体并未实施更为宽松货币政策。为稳定美元汇率稳定，美联储短期持续降息的概率降低。三是MSCI等国际指数公司有望继续扩大纳入A股的权重。MSCI表示将在收集市场反馈后择时就明年是否进一步纳入A股展开全面咨询。富时罗素和标普道琼斯等国际指数公司按既定计划扩大纳入A股权重的市场预期仍偏乐观。四是中长期资金入市前景乐观。目前，保险资金权益类占比只有12%，相比上限30%相去甚远。2017年美国寿险公司资产总计7.2万亿美元，其中债券等固收类资产占比48.5%，股票类资产占比达31.5%。五是银行理财子公司相继开业，大部队正规军将源源不绝地开进市场。目前，国内12家银行已获批筹建。工农中建四大行的理财子公司注册资本金分别达到160亿元、120亿元、100亿元和150亿元，交通银行理财子公司注册资本也达到80亿元。这些银行理财子公司无疑是国内资管行业的巨无霸，其可能涉及的理财产品规模或大数十万亿元，其中涉及权重类投资标的的产品资金或通过券商、基金等资管机构流入A股市场。六是国内经济增速仍有望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从需求来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大型城市群的建设仍有较大空间，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不减；从供给来看，国内积累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产业体系逐渐完备，高素质人才不断增加，供给侧结构性也在不断推进。因此，
中国经济界经济当中保持较好增长的预期依然乐观。当前，国内居民总资产规模或在500万亿元左右，而其中房产占比高达70%，存款占比15%，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占比不到4%，其他则是保险、理财等其他金融资产。随着全民炒房时代的结束，居民财富增配金融资产将是大趋势。
从盈利的角度看，预计全A盈利增速明年回升至8%左右。基于政策经济周期框架对于金融数据与盈利周期的关系，我们从历史数据所体现的特征事实发现，商业银行总资产同比增速大约领先全A盈利增速4个季度。与此同时，在今年上半年，商业银行同比增速上行了约两个季度。据此推算，我们认为2020年全A盈利增速有望上行至8%，相比于今年6%略有提升，高点大概出现在2020 Q2的10%，呈现盈利周期弱复苏的态势。从估值的角度看，A股目前略有低估。①从全球视角看，A股仍显低估，从PETTM历史分位看，美国道琼斯和标普500在70%，纳斯达克在47%，与中国创业板指、深证成指的估值分位50%相差不多，中国沪深300、上证综指分别只有30%和20%；从PB看，美国三大股指分位均在85%以上的水平，中国各主要股指的估值分位均在50%以下，沪深300只有20%，上证综指更是只有9%。②从大类资产的角度看，
我们认为2020年上半年股比债优。③从政策经济周期的角度看，目前估值隐含实际P增速预期约为5.4%，略偏低估，这意味着明年上涨的主要动力将由今年的“贞下起元、估值修复”切换为盈利推动。
“型滞胀”是短期制约市场上涨的根本因素，明年1季度弱元起下的新牛市。CPI不是一个数字游戏，它是衡量通胀之下焦虑情绪的量化指标，意味着型滞胀的政策含义是“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的鸡尾酒疗法。明年1季度有望同步出现盈利周期弱复苏、CPI通胀见顶回落，这对于权益而言是牛市含义。也就是说，我们在2019年初提出的“一季度修复，二季度风险，下半年牛市的前夕”的判断大概率将会兑现。
一、银行理财子公司。相较2018年及之前年份，银行理财子公司的建立对于权益市场资金层面的影响是边际最大的。从当前的理财子公司披露状况来看，已开业8家，获批筹建有5家，拟成立公共20家，总共有33家。截至2018年，非保本银行理财存续余额为22.04万亿，其中权益类投资占比为9.92%，对应规模达到2.19万亿。如果按照3%的年增速计算，截至2020年非保本银行理财存续余额有望达到23.38万亿，按照10%的权益类占比估算，权益市场投资规模有望达到2.34万亿。就此，我们估算2020年银行理财子公司对应的增量资金规模在1500亿元左右。
二、北上资金。2020年，我们可能面临一个低预期的外资流入(MSCI纳入比例再向上提升需要时间，空间尚未打开)，少了指数型被动的资金流入，主动流入的北上资金成为判断的核心。回顾近年北上资金流入节奏，我们发现每年的“流入斜率”惊人类似。例如，2018年股票市场从年初的3500下跌至年末的2500点，北上资金仍是净流入2687亿元。2019年股票市场明显改善，北上资金净流入规模在3020亿元(至今)。因此，如果按照外资的“流入斜率”进行外推，2020年外资净流入的规模在2500-3500亿元之间。
三、新成立公募基金。一方面是市场表现的风格倾向性，另一方面是定价权变化带来的投资久期的变化，市场中参与的散户向公募产品迁移，表现为近年来新成立基金份额稳步上升。从2017年至今(2019年12月)，新成立基金偏股型份额增速CAGR为18%；从2011年至今，新成立基金偏股型份额增速CAGR为16%。以此为估算基础，
我们认为2020年新成立基金偏股型规模有望达到4900-5000亿元。综合银行理财子公司、外资、新成立基金规模，2020年这三者增量基金有望达到9000-10000亿元。相较2019年略有收缩，核心是少了MSCI纳入的被动资金规模(3000-4000亿元)。
短期来看，选择配置方向比择时更重要：选择低估值-稳盈利对抗杀估值预期(新β)。中期来看，震荡格局之中，更需要放眼中期。整体看，2020年资金格局相较2019年略微收紧，但是银行理财子公司和新成立基金的份额有望对MSCI带来的被动资金的缺少形成对冲，这将稳定2020年的资金格局。整体还是存量博弈格局之下，寻找方向变得异常关键，在分散性的行业之中寻找未来龙头将是核心原则。
2019年是拐点年，而2020年是趋势年。趋势年的特点是前期估值已有修复，市场对拐点认知已较清晰、甚至估值已隐含了线性外推的后续趋势。在风格相对估值差中找机会，在2B端、2C端、2G端中，重视2B端的行业和企业
明年A股还将受益于金融对外的制度红利，外资占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今年以来，资本市场对外各项举措的密集落地，正在逐渐改变A股市场的话语权和市场生态。当前A股投资者结构中，外资持有流通市值占比由2015 年的1.40%提升至3.96%。李立峰预计，2020年北向资金净流入规模有望达2000亿元至3000亿元。
国金证券宏观分析师边泉水在策略会上表示，当前基建存量已经较高，且项目回报率较低。因此，需要告别房地产、基建驱动增长的老，转向创新型、消费型经济。边泉水认为，未来全球流动性将继续扩张，利率水平总体下降，负利率债券规模也持续攀升。当前我国汇率稳定，利率相对较高，且货币政策有调整空间，中国资产的吸引力正在上升。在大类资产配置方面，边泉水预计A股全年呈现创新驱动型结构牛市。他表示，A股处于新一型驱动和盈利驱动的牛市起点，从2019年第三季度开始，将走出一轮“业绩牛”。
总结：中国经济可以说一直是跌跌撞撞的，但始终保持了较高的速度。审视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增长是硬道理”。而股市方面，2020年资金格局相较2019年略微收紧，但是银行理财子公司和新成立基金的份额有望对MSCI带来的被动资金的缺少形成对冲，这将稳定2020年的资金格局。整体还是存量博弈格局之下，寻找方向变得异常关键，在分散性的行业之中寻找未来龙头将是核心原则。在线测字打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