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中国经济的半年成绩单今天揭晓。国家统计局公布，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9686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0%。在7月10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发表了他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一些看法。张军认为：“很多人认为拉动中国经济下行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都过剩、投资机会少。但其实，投资机会少是因为投资在下降，大多数投资机会是由投资本身创造的。现在投资不足了，导致投资机会减少。而投资不足主要是由庞大的债务导致。下面我们从张军教授的代表作品《被误读的中国经济》中全面的分析一下目前对中国经济分析的误区。
纽约大学的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Roubini）教授在上海交大金融高研院作了一个演讲。他讲了这样一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增长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高储蓄和低消费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不用说，这是一个不断被重复的判断，几乎成为海内外对中国经济的主流看法。我曾经写过文章说，批评中国经济的所谓结构性失衡在美国和中国似乎都是“政治上正确的”，而重新平衡中国经济均能迎合两国的民众情绪，所以鲁比尼的说法很受公众和媒体的欢迎。
可是，这些说法并不像它们看上去的那么正确。如果作更多的经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上述看法并没有充分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机制。首先来说，中国经济的增长基于出口这种说法对不对。很多人会拿出证据说，出口值占GDP现在已经超过40%，毫无疑问经济增长是依赖出口的。可是，分子分母之间是什么关系，却没有人去关心。事实上，GDP在统计上并不包含出口值，从支出法核算的角度讲，GDP包含的是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差额（也就是贸易余额）。如果进口值大于出口值，即使出口值占GDP很大，GDP也会因此被减少而不是增大。另外，如果出口多为来料加工出口的话，那么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差额可以粗略地看作一国出口附加值的总和。虽然中国的出口值占GDP超过40%，可是加权的出口附加值率平均只有30%，对于那些出口增长最快的行业，附加值率大体只有10%（不同的估计有不同的数值）。这就意味着，GDP当中包含的来自出口部门的贡献只有大约12%左右。
很多人认为，我们现在的资本积累过高，挤压了消费，不利于中国的未来经济发展。其实，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资本积累率高反映的是中国目前的储蓄率仍处于较高水平这一事实。不过，大家不应该忽略的一个重要经验是，资本的积累或者国民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和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变化。亚洲四小龙在40年前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经济体，但今天不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并没有发现低储蓄率和低投资率可以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却发现，如果能在高储蓄的国家推进有效的资本形成，经济就可以获得更快的发展，成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
的确，尽管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发展只是出现在过去30年里，但它的资源归属与经济活动的基本组织方式是没有变化的。各级地方政府依然主导着各自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在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期就形成了这个组织架构，当时叫“块块经济”，它不同于苏联那种以中央工业部为主导的“条条”模式。可是，在我们的计划经济时期，投资和经济活动的控制权总是不断在条与块之间反复折腾，始终没有解决好集权与分权、经济分权与行政分权的关系。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大多数人是没有这样一个概念的，经济学家习惯于从总量上看问题并从合并的部门与地区的总量上解释经济发展。而对于中国经济，这样做会忽略掉很多重要的东西，难以看清经济发展的机制。我今天特别想指出的是，中国经济是被分割在一个个行政单位里的，是被分割成一个一个单元的，这非常重要。这就是说，经济活动是在行政区划里面被组织起来的。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很像欧洲，很多人讲中国就是早期的欧洲，每一个省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推动经济发展的活动都是发生在一个行政的单位里面。上海是一个单位，上海又分区，区又是一个单位，靠近上海的，如昆山、无锡，是一个一个的行政单位。虽然英国也有郡，美国也有州，但跟中国的行政区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经济活动始终是在行政区的边界内发生的，而且是行政区的政府被赋予的责任。
中国有2800多个县，30多个省市，有600多个城市，将近300个地级市，可以有很多的数字来度量中国的经济是怎么分割成一个个小的经济单位的，而且实际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一个个小的行政单位负责组织的。这种组织架构对于经济增长来讲变得非常有趣，因为经济是由一个个小的单位构成的，怎么实现增长呢？很显然，在体制上一定是要实行分权的，不能什么事情都在北京做。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不仅这个经济分割成了最小的行政单位，而且一个行政的区划内，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在区划内的地方政府手上。这跟西方又不一样。西方的经济资源多数为个人或者家庭拥有，要么是农场主要么是地主，要么是企业家，总之资源都在他们手上，所以经济决策和经济活动是这些人决定和组织的，跟政府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在中国，所有的经济资源都在地方政府手上。张五常先生一直强调县非常重要，因为所有的土地资源都在县一级政府手里，因此一个省要实现增长，就要确保县（市）一级的增长。所以，需要层层的分权。而一旦分权，就遇到一个协调机制的问题。要知道，把经济决策的权力给了地方以后，在全国总量层面上很可能会出现混乱和不稳定，这个问题非常困扰中国。不仅在计划时期是这样，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之中也未能解决好这个问题。那时候的改革只强调了分权而没有解决好宏观稳定的大问题，结果一直摆脱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通货膨胀反复发生，非常严重。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被誉为“理解中国的最好学者之一”。代表作品是《被误读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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