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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于时间10月12日19时揭晓。该项被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表彰其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
安格斯•迪顿（Angus•Deaton），出生于1945年10月19日，微观经济学家，拥有美国、英国双重国籍；曾就读于Fettes学院，并在剑桥大学获得其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诺贝尔评选委员会在随后公布的获理由中写道，安格斯·迪顿帮助我们加深了对消费的不同方面的了解。他的研究事关人类福祉的巨大重要性，尤其是在那些贫穷国家。迪顿的研究对实践决策和科学界都有巨大影响。通过强调个人消费决策和经济整体表现之间的联系，他的工作对现代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做出了贡献。
诺贝尔评选委员认为，为了设计能促进福利、减少贫困的经济政策，我们必须了解个人消费选择。与其他分析不同，迪顿加强了这样的认识。结合详细的个人选择和汇总结果，他的研究已经帮助改变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诺贝尔评选委员会认为，迪顿的研究在三个方面取得令人尊敬的成绩，分别是：消费者是如何消费不同产品的？社会整体收入有多少用来消费，多少用来储蓄？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测量和分析福利和贫穷？
50年代，人们认为，所有的消费者都是一样的：他们希望让自己花钱的转变“平滑”一些。如果预感到赚的钱要变少了，他们就会少花多存；如果预感到赚的钱要变多，他们就会多花少存，甚至借贷。听起来很合理。
然而，到了1990年代，迪顿发现了这个想法的一个大问题。按照它的推断，消费应该比收入波动更大——如果全社会经济突然变好了，它通常都会再继续好上一段时间，所以消费者应该使劲花钱、超过收入增加才对！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消费的波动比收入小。这个大问题被称为“迪顿悖论”。
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是构筑人们福利的基础。获者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帮助我们加深了对消费的不同方面的了解。他的研究事关人类福祉的巨大重要性，尤其是在那些贫穷国家。迪顿的研究对实践决策和科学界都有巨大影响。通过强调个人消费决策和经济整体表现之间的联系，他的工作对改变现代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做出了贡献。
迪顿获颁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的理由主要为以下三大成就：1980年前后，他和大学的经济学家约翰·米尔鲍尔（John Muellbauer）共同发展了对不同货物的需求估算体系；1990年左右，迪顿主导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随后的几十年里，他通过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家庭调查，为测量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和贫困程度做出贡献。
需求体系由一组方程式组成，可显示对不同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水平：一个方程式可能指向对衣服的需求，另一个则是对食物的需求等等。每个方程可以呈现出，针对对特定商品的需求，是如何随着总体物价、消费者收入和人口情况而变化的。这一体系对经济决策而言十分管用。例如，如果想增加食品的，或是减少特定群体的所得税，势必要知道将如何影响人们对各种商品的消费，以及哪些社会团体将获益或受损。
当一个研究者向需求体系提交数据时，该体系理应满足一系列要求，以获得可靠和有效的结果。当然，这个体系必须调试到通过观察数据所得的模式。为了计算出有意义的福利效应，它也应与消费者理论相兼容。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对当时的需求体系进行了测试，发现陈旧的体系无法准确地预测需求如何随着价格和收入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似乎也与消费者的假设前提不相符。对于后者，的说法当然是消费者并不具备完全。然而，迪顿证明了，当时的需求体系将消费者行为强力在过于严苛、乃至脱离真实的假想紧身衣中，难以反映实际的消费者决策。
迪顿面临的挑战是，建立一个理论体系，足以适应通常需求，为社会需求模式描绘出可靠图景，同时又简单到可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估算和使用。解决方案就是迪顿和米尔·鲍尔于1980年推出的“接近理想需求体系”（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他们基于这一体系的首次估算，对关于消费的所有问题并未提供明确答案，但是这一体系灵活可变，且具备强大的扩展性和改进潜力，为消费行为研究提供了强大动力。
35年后，迪顿和米尔鲍尔的需求体系，以及其他研究人员对该体系的改进，依然是研究经济政策效用、构建价格指标，以及比较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段的生活水平的标杆式利器。换句话说，它不仅在学术界拥有巨大影响，在实际的政策评估中也居功至伟。
“接近理想需求体系”介绍了在特定时间内，家庭是如何分配各种消费产品、考虑特定时期的总花销。然而总消费并不是给予的，而是由各个家庭在一年又一年的消费中决定的。所以，究竟在不同时间里，人们会花掉多少收入？这是宏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消费总量的另一面是总储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国家的储蓄对于该国的资本形式和经济周期十分重要。
20世纪50年代了两个经济理论的发展，分别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以及莫迪利亚尼的模拟生命周期模型。这些理论认为，如何消费和储蓄，依赖于收入的发展。理论的核心含义是，个人希望消费能随着时间平缓进行。当他们预期未来收入降低时会储蓄，情况相反时则会借贷。这两个理论在上个世纪70年代建立了模型，在宏观经济领域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0年，迪顿和他的合作者一起写了部分文章，从永久性收入测试中，获得了大量重要提示。这些测试将改变理论和数据之间关联的基本看法。
现在，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研究都是基于“典型消费者”的研究，其消费随着社会总计或平均收入的变化不同。基于这样简单的假设，迪顿证明了，依据永久性收入，预测消费曲线比收入曲线变化更大。因为一旦经济存在超出预期的收入增加，通常在接下去的几年个人收入也会增加。因此，一个典型的消费者在这一幕真正发生之前，会提前花掉预期会提高的收入，也就是意味着当前的消费会比当前的收入高。迪顿的发现质疑了整个理论。这显然是理论和数据之间的矛盾点，因此这成为了著名的“迪顿悖论”（Deaton Paradox）。
迪顿表明，要解决这一矛盾，并更好地理解宏观经济数据，就需要研究收入和消费个体，他们的收入与平均收入完全不同，波动更大。因为在同一时间里，一些人的收入会下跌，而其他人收入则会增加。大部分个人收入会不同于我们所计算的“典型消费者”的收入。通过牵制个性化消费水平差异与消费汇总之前的个人收入水平，该理论的预测结果更接近我们观察到的汇总数据模式，尤其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个人面临的制约借款。
迪顿还表明，当我们研究个人数据时，标准的理论有额外的预测，而部分人则没有认识到这点。举例来说，一整代消费个体的收入分配随着个人慢慢变老呈扇形分散状，这个预测已经在现实中。扇形范围可以用来评估在多大程度上个人可以确保自身收入免受冲击。
迪顿的消费和收入研究对现代宏观经济研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从凯恩斯开始，之前的研究人员在宏观经济学上的研究一直仅依靠汇总数据。即使他们的目的是了解宏观层面的关系，今天的研究人员通常从个人层面开始，然后再加总所有个人数据后，计算出整个经济的特征。
近几十年来，安格斯·迪顿对消费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用他独特的洞见，分析需求体系和个人消费随时间的变化。他强调，建立广泛的不同商品家庭消费品数据组的重要性，因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消费数据常比收入数据更可靠。迪顿也展示了如何利用消费数据来衡量贫困，并理解其决定因素。
研究学习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时，有一个问题是，选择何种消费数据类型。面板数据（panel data），是指固定样本每年的家庭数据，原则上是研究消费方式的优先选项，但这些数据也有特定的问题，如从面板（面板具有时间序列和截面两个维度，当这类数据按两个维度排列时，是排在一个平面上，与只有一个维度的数据排在一条线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整个表格像是一个面板，所以把panel data译作“面板数据”。）的系统撤出。迪顿表明，重复收集截面数据——使用队列而不是单个家庭，随时间的变化，不仅更简单便宜，也是许多情况下的优先选择。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根据消费或支出数据衡量贫困程度，在不同地区家庭面临不同物价，消耗不同种类的商品，无论是价格还是产品量都无法直接观察得出。在对发展中国家衡量贫困有较大影响的一项研究中，在当地物价不可获得时，迪顿表明了如何利用单元值变量（支出/数量）来构建当地市场价格。另一个问题是：贫困的定义是基于个人层面，而消费数据通常是基于家庭层面收集。最常见的办法是按照人均家庭总支出来衡量个人福利，即假设儿童消耗与成年人相同。
然而迪顿表明，更合理的估计是，儿童的支出为成年人的30％-40％。因此有儿童家庭的人均贫困程度将被夸大。
迪顿也对研究不同时间和国别福利比较的最佳途径，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调查为什么使用国民账户数据与家庭调查数据会得到相反的结果，他强调这种比较存在缺陷。他还阐释了为什么最近对于贫困线定义的修订将会在全球范围内增加近5亿贫困人口。
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研究主要是理论性和经验性的，是基于国民账户汇总数据所做的分析。但是现在已经改变了。发展经济学是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基于单个家庭详细数据的高级分析。而迪顿的研究一直是这一转型的重要推动力。有两个例子，都是基于家庭消费扎实的分析，以证明其影响力。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为一国可能会陷入贫困陷阱的想法做了大量工作。低收入导致如此低热量摄入，于是人们不能人尽其用，保持这样的恶性循环。贫困陷阱的问题对于最穷国提供国际援助很重要。如果援助是着眼于促进经济增长，但收入增加仍然不会导致热量摄入明显增加，于是便有调整为直接援助粮食的说法。迪顿关于收入和卡里摄入量关系的研究已经了这个问题：收入增加确实会导致更多热量被消耗；另一方面，并不支持营养不良导致贫穷这一假设。换句话说，营养不良主要是低收入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另一个例子是迪顿关于家庭内部性别歧视的研究。虽然有很多表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喜欢儿子，“消失的女性”（性别比男性畸高）也许是最突出的案例。歧视来源的机制目前尚不清楚。一种可能是因为整体而言，女儿比儿子赋予更少的资源，但难以测试。即使研究人员有可能与许多不同的家庭每天生活在一起，观察他们的消费选择，但被观察到也可能改变被观察者的行为。为了克服这个测量问题，迪顿巧妙地提出利用家庭消费数据来间接估算女儿是否赋予更少的资源。具体来说，迪顿调查，当家庭里有儿童时，的消费用品（如的衣服，烟草或酒精）是否减少。当儿童是个男孩，而不是女孩，若的消费减少，则说明男孩被赋予更多的资源。通常情况下，从发展中国家利用家庭调查，迪顿也无法找到任何系统性的差异。但后续的研究显示，在家庭面临不利条件下，明确存在歧视的。
安格斯·迪顿的研究涵盖的领域极广，涉及消费的许多不同方面。同时，其研究方法也呈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度：基本理论；测试理论的统计方法；对现有数据的深刻认识；对推出新数据类型做了大量工作。他的大量研究工作都有一个共通的灵魂：搭建理论和数据之间的桥梁。另一个共同点是搭建个人行为和总量经济结果之间的桥梁。在经济政策实践与现代经济研究领域，安格斯·迪顿的诸多贡献为后来者留下了清晰的、持久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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