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整个计划经济国家是一座大工厂，那么，城市社会中的成千上万个“单位”就象一个个结构相似的“车间”。
人民制度确保了国家对农村的控制，使得计划经济大工厂的农业部分得以运转起来。而在城市部分，虽然国家也试行过所谓的“城市”，但其最有效、最长久的制度设计是单位制度。如果说人民是计划经济社会大工厂在农村得以运行的基本制度设计的话，那么，单位制度就是计划经济社会大工厂在城市运行的基本制度设计。
组织化是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一个基本前提。近代中国社会曾因缺乏现代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而异常涣散。社会主义宏伟目标与中国社会落后状态之间的落差，导致了党和组织所直接推动的对社会的大规模重新组织过程。还在新中国的筹建过程中，在受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而起草的宣言中就发出号召，“应当将全中国大多数人组织在、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20世纪50年代，的这一设想首先在城市得到实践，数以亿计的中国城镇居民在通称为“单位”的各种组织中得到定位。
单位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战争年代，中国在边远的农村地区创建的根据地，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短缺，因此依靠各种具有再生能力的组织，克服资源短缺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己经确立了单位的性质及其功能。发源于根据地中的供给制对队伍的组织制度和组织行为具有深远的影响。供给制无疑是这种组织制度在经济关系的内容和具体组织方式。在实行供给制的条件下，私生活的空间极为狭小，个人的物质生活完全依赖于被称为“公家”的集体，集体内部的公私界限在经济上也是难以区分的。供给制所体现的组织原则和分配方式实际上以各种形式在建国后的公共部门中被继承下来。
从50年代初，中央人民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工作，不仅使国家掌握了控制财政赤字和打击投机活动的手段，取得了稳定市场物价的胜利，同时也使国家有足够的能量和资源去构建由国家控制的单位体系。财政经济的统一使得多元经济格局逐渐终结，具有高度同质性的单位的建立问题由于有了自己的经济基础也就变得顺理成章。对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过程实际上就是运用国家的计划力量建立严密、高效的城市单位体制的过程，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到国家的行政调控体系中，使国家能够支配所有的经济资源。到了1956年底，私营工商业者所有的生产资料全部转归国家使用和管理，原来意义上的企业真正成为附着在行政体制和党的体制中的“单位”。名字缘分测试小游戏“单位”成为中国城市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调控形式，它既是社会调控体系中以实现社会整合和扩充社会资源总量为目的的制组织形式，又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联络点。国家一社会一体化结构的确立，使党和国家的权威通过向城市社会的贯彻与渗透，依靠单位体制完成了对社会的全盘控制。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是一个总体性社会，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单位组织按照其级别高低和职能与行业分布不同，被政党和行政的力量分割成若干个平行林立的管理领域。而这种自上而下、平行林立的领域呈现出明显的“伞状结构”。伞状结构把基于分工而形成的行业结构与基于行政力量而形成的等级结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尽管从横向角度来看，单位的构成与属性呈现出一种同一性，但是，从纵向角度来看，它们则是分布于若干个平行林立的伞状结构之中。在这种格局下，几乎所有的城市居民都被纳入到各种单位组织当中，单位成为国家与市民之间必不可少的联结，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整个城市社会的运转表现为各种组织的运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依靠这种伞状结构中的等级体制实现了城镇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政策自上而下的贯通。计划力量自上而下的贯通线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实行的计划管理组织系统是以整个国民经济的组织体系为基础的。这一整套的国民经济组织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按行政部门和行政区划组织经济；二是按行政隶属关系组织经济。所有基层生产单位都按不同情况分别隶属于各部门或各地区的管理机构。与之相适应，我国计划管理机构也是按照这两个系统设立的。国家计划分别按照这两个系统，根据基层单位的行政隶属关系下达和组织指标。计划的力量实际上最终落到单位内部与计划职能相对应的各个机构之中。通过计划的力量就可将整个国民经济体系自上而下地贯穿在一起。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城市管理基本上就是依赖于这种体制将千千万万的单位同构到国家的主流体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