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在线上举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孝松在论坛上发布了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该报告对我国4月的宏观经济形势作出了八个基本判断。
第一，4月的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房地产发展等指标一致表明，我国复工复产带来了经济基本面的持续改善；第二，从细分指标来看，中国宏观经济远未摆脱疫情带来的负面冲击，一些领域的风险十分突出；第三，CPI和PPI的走势出现分化，PPI中的生产资料价格和生活资料价格也出现分化，食品和能源价格仍然是价格指数的主要决定因素；第四，复工复产提振了市场信心，但需求恢复弱于供给恢复，服务业中的部分行业仍受疫情困扰，外贸困境已初露端倪；第五，4月出口增长超预期，且外贸领域呈现出贸易方式持续变迁、同新兴经济体贸易增长、民营企业进口活跃等新特征，但疫情导致的世界市场需求疲软将在未来给中国出口带来严重的负面冲击；第六，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且常年保持较高外贸依存度，当发生重大国际突发事件时，会产生负面影响的“放大效应”；第七，以往外贸依存度越高的省份，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越低，因此，“稳外贸”成为“稳增长”的关键；第八，中国具备引领全球复苏的现实基础，未来需要加大对企业兜底的力度、促进内外平衡、加强政策协调，从而实现经济健康发展。
针对我国下一步的宏观经济政策，报告给出了四点。首先，要采取更为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加大对企业兜底的力度，设置差异化财政减免力度，进一步拓宽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为更多领域企业提供研发补贴，以“保险优惠”的形式对企业予以扶持。其次，在外需疲软、对外贸易陷入困境的背景下，要内外兼顾的总体原则，不能放弃外部市场，全球价值链的健康发展。再次，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要遵循市场规律和产业规律，避免一味将其作为短期刺激工具的政策导向。最后，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需要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力，加强中央各部门、各省政策间的协同性，并提高政策发布和应用的效率，从而为全年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教授提出，一季度，我国主要国际贸易伙伴的疫情还没有出现高峰期或者非常严峻的局面，到3月份全国疫情明朗化了。至二季度，中国本土疫情情况明显好转，但一些主要国际贸易伙伴，特别是欧洲和美国的情况相当严峻。所以，外贸形势的进一步演变趋势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当前，要按照中央部署，在做好“六稳”“六保”的同时，将短期产业政策和中长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衔接好。在深化制度的同时，我们的政策一定要注意好机制创新，一方面继续开拓国际市场，另一方面要掌握好必要的转内销机制。这些政策支持机制一定要对接市场、兼容市场，以经济手段为主。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表示，疫情发生后，中国采取了比较强力的隔离隔断措施。当前的经济已经明显走出了由疫情导致的衰退阶段，开始缓步复苏，这在全世界是比较快的。但下一阶段的风险因素也不容忽视。一是出口下行，工业生产可能会面临第二波向下的风险；二是国内就业压力加大，餐饮等服务行业需求不足。所以，国家在二三月份出台了一些短期纾困政策，给中小企业和受困行业以定向信贷；四五月份推出一系列推动公共投资的政策。不管是新基建、老基建，还是地方专项债，都能较好地对企业和个人进行直接扶助。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席毛振华教授分析了全球外贸需求宏观形势变化。一是疫情引发全球需求锐减，这将引发全球生产链和供应链调整。二是各个国家为了自己而采取贸易政策，这种背景下我们要充分看到扩大外贸的困难。三是要关注“新冷战”，尤其要关注去中国化的新全球化。四是在支持出口方面，要用市场化的方法。另外，当前医护产品出口仍然非常重要，目前疫苗存在很大的缺口，我国在这方面有很好的机会，要抓住这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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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4月份的宏观数据不仅表明了目前我国复工复产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更重要的是显示了复工复产步入到一个新时刻。这个新时刻，就是行政化的复工复产已经到头了，市场化的经济循环常态化开始出现了“瓶颈效应”。这是行政性复工复产向全面市场化复工复产恢复的一个破冰时刻。4月份的数据表明，破冰时刻已经到来。这个时候的政策关键点，就是要大幅度进行需求刺激，来克服“冰冻效应”。因此，在战略上一定要认识到，4月份的数据显示我们步入新阶段，同时也显示目前处于一个关键窗口期，需要超级需求刺激，快速推动恢复市场化的内部循环。
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如何实现稳经济，特别是稳外贸？贾康认为，在扩大内需方面，宏观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三箭齐发”。救急、纾困和提振消费，更多的带有应急和短期的必要性；从中期来看，消费还要继续发挥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同时，要进一步发展新基建，为发展第一生产力创造支撑条件；优化产业政策，完善技术经济政策与市场的对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