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7日，将成为中国海军发展史上被载入史册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首艘国产航母“山东”号在海南省三亚军港正式交付。
这是一个里程碑事件，标志着中国海军正式迎来国产航母时代。首先，我们可以通过《》的交付仪式，来体会一下山东舰勃发的英姿。
对于中国人来说，12月17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131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在威海刘公岛正式组建。而后发生的事，每个中国人都难以忘怀。
根据息显示，选择“山东”作为首艘国产航母的名字，主要是因为山东青岛军港为建造国产航母航母的专用军港及保障设施做出了重要贡献。
青岛海军除了能够对航母编队进行弹药、油料等物资补给之外，周边还特地建造了海军航空站、公园、医院以及图书馆等基础设施，解决舰载机飞行员的日常训练，以及编队官兵日常生活等问题。
当然，岛友们最关心的会是这些问题：山东舰在国际上处于怎样一种水平？服役后将会给中国海军带来怎样的变化？
山东舰和辽宁舰在外形上颇为相似，但是有了很大的改进，最大的区别就是舰载机规模将会扩大，而舰载机的增多将会使得山东舰的战斗力进一步增强；但这些改进可不是简单地修改一下图纸。
辽宁舰的前身是前苏联设计的“瓦良格”号，最初方案是作为“载机巡洋舰”，飞行甲板前部有12具SS-N-19反舰导弹发射器，这是苏联特色，但反舰导弹体积巨大，发射结构占据了庞大的内部空间，因此后来改装成辽宁舰后，只能搭载24架歼-15舰载机。
山东舰作为中国自行设计的航母，避开了苏联方案里面的“巨坑”，增加了机库容积，息显示，国产航母至少可以搭载36架歼-15舰载机，相比辽宁舰，数量提升了50%。
需要指出的是，船舶设计要考虑到的因素非常多，包括舱室、管线、配重和重心等，因此尽管山东舰是在辽宁舰的基础上进行重新设计，但这也是对军舰船舶设计经验和能力的一次；这就好比是一张空白卷子，尽管题目和上一次很类似，但依旧是一张空白卷子的闭卷考试。
山东舰顺利完成建造、海试，正式交付海军，这“一条龙”的完成，说明中国通过了设计建造航母能力的毕业考试。
作为一个6万吨级的中型航母，与“第一梯队”美国最新服役的“福特”级超大型航母以及成熟的“尼米兹”级大型航母相比，依旧存在一定的差距，中国要实现追赶还需假以时日，不过山东舰本身也不是拿来和这两款航母进行对标的“目标舰”，那是后面航母的事。
眼下更多拿来对比的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两者吨位差不多（6万吨级）、舰载机规模差不多（40架左右），都是新设计和建造的航母，可比性比较强。
岛叔认为，山东舰比“伊丽莎白女王”级更像一艘航母，这不是对女王级航母双舰岛设计的贬低，而是两者主要作战任务的不同。
山东舰是一款以争夺海战制空权和制海权为主的“正统”型舰队航母，而女王级航母是一款强化对陆能力的“不务正业”型航母，有时候更类似于一款超大号的两栖舰，这也是女王级选择F-35B短距/垂直起降战斗机作为舰载机的原因所在，但是F-35B比歼-15先进一代，这是女王级的最大优势。
中国不太可能为山东舰专门研制一款滑跃起降的第5代舰载战斗机，毕竟有消息显示，中国下一款航母很可能是弹射起飞型。
此外，法国“戴高乐”号航母也是一款综合性能不错的航母，这是除美国之外全球其他国家仅有的弹射型核动力航母，但是“戴高乐”号航母的吨位较小，且核动力装置存在设计缺陷，了“戴高乐”号航母作战性能的发挥，与山东舰相比，可能要略逊一筹。
而在吨位上和山东舰类似的还有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航母，将它提出来，岛叔有点于心不忍；能够和中国、英国一起有望跻身全球航母海军第二梯队的还有印度，但是岛叔真的不想“乳印”，印度还是先踏踏实实把科钦船厂里的那艘“维克兰特”号造好了再说吧。
因此，可以这么说，山东舰目前算是全球最先进的航母之一，主要得益于建造时间晚，可以采用最先进成熟的舰载设备，但山东舰并非中国海军的“目标舰”，它的建造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当未来中国新一代航母建成服役时，那时候我们将会距离“第一梯队”更近一步了。
山东舰是中国海军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艘军舰，如果说辽宁舰让中国海军一只脚踏入了航母海军的大门，那么山东舰的服役则意味着中国海军已经正式走在航母海军的道上。
因为辽宁舰很多时候是作为海上的科研和训练，而山东舰作为新建造的航母，更多承担的是作战任务。岛叔认为，山东舰虽然不一定能够完全脱离试验和科研任务，但主要是作为战斗舰使用。
山东舰主要部署方向就是南海相关海域。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某些国家军舰艇和空军战机时常在南海进行所谓“航行”，兴风作浪、惹事生非，挑衅中国国家主权。
如果说辽宁舰让中国海军“试用”了航母，那么山东舰从服役的那一刻开始，就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地区安全局势，这就是实实在在地“使用”航母了。
就在刚过的11月17日，山东舰顺利通过海峡，赴南海相关海域开展科研试验和例行训练。这是当时中国海军发布的视频。
未来辽宁舰和山东舰会“双剑合璧”吗？岛叔认为，尽管辽宁舰驻地在北，山东舰驻地在南，隔着大半个中国，但未来少不了这样的画面。
中国海军必然会用这两艘航母测试双航母战斗群的战术，双航母带来的优势不是1+1=2，而是1+1〉2，由一艘航母提供舰载机的舰队防空和辅助作战，将会解放另一艘航母的舰载机，更多用于进攻任务。
这种战术，随着未来中国海军航母数量增多，必然会变得司空见惯；那么在此之前，双航母的甲板调度、舰载机的任务配置，这些经验就要提前开始积累了。
与此同时，双航母战斗群的合练，需要更为广阔的海域和空间，除了必要的特定任务，辽宁舰和山东舰合练的最佳海域，莫过于省以东的广袤太平洋，这里我们就不要过多联想啦。
百年海军，中国走的很坎坷，未来的也不会完全一帆风顺，但岛叔：从今天开始，中国海军已经行驶在一条更加波澜壮阔的航上。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万秀区在大力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和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工作中，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搭建多元解纷平台，主动融入诉源治理格局，为群众提供快捷的纠纷解决渠道，打造出纠纷化解的“万秀模式”。
近年来，随着广西“东融”战略的实施，作为自治区东大门的梧州市万秀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往来逐年增多。与此同时，万秀区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却呈逐年减少的趋势，由2016年的4884件缩减到2018年的3262件，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主动融委领导的诉源治理大格局，与多家单位、行业协会沟通协调、签订协议，引入律师、人民调解员、行业调解员等第三方力量，建立诉前联动机制，开展法律咨询、矛盾纠纷调解、涉诉问题化解等工作，从源头上有效遏制案件增长势头。”万秀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主任梁木水介绍说。
棚户区是梧州市的一项“工程”，但工作临近尾声，居民大陈和小陈两兄弟一直不愿签署安置补偿协议。拆迁部门希望法院派员用法律知识协助解决这个“钉子户”。
万秀区法院速裁团队华约请陈姓兄弟俩到法院，从情、理、法三方面入手，耐心地向他们释法。随后，华又为他们与有关部门沟通，现场帮助他们协调解决问题。陈姓兄弟俩满是感激，表示会支持拆迁工作，要立刻到拆迁办协商补偿事宜。
华说，像这类惠民工程和烂尾楼工程等系列案，业主人数众多，万秀区法院都会提前介入进行释法和提供咨询，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有效缓解了审判压力。
2016年6月，万秀区法院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速裁团队，全面开展“分流+调解+速裁+快审”机制，制定了繁简分流实施意见、速裁工作暂行，明确75%以上的民商事案件立案庭分流、解决。在立案阶段，由立案庭程序分流员根据案件情况甄别进行繁简分流，重大疑难案件由业务庭室专门审理，做到繁案精审；简单案件由速裁团队进行速裁，做到简案快审。
“在繁简分流的基础上，我们对诸如逾期交房、拖欠物业费等小额诉讼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0万元以下、案情简单的经济类纠纷案件，直接适用简易化程序设计、低廉诉讼成本以及高效便捷裁判过程等制度优势的小额速裁，并加强对案件审限各个节点的监督、管控，加速案件的处理流程，平均审理周期由原来的60天缩短到现在的35天，结案率、发改率和服判息诉率都大大提高。”梁木水介绍说。
“我们在办理小额速裁案件时，开庭后能当庭调解的，当场制作调解书；不能当庭调解的，灵活采用面对面调解、背靠背调解以及打电话、发短信等多种方式处理，努力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使39%以上的案件最终以调解结案。当事人不再需要来回奔波，大大节约了时间和精力。”速裁团队的黄恩对小额速裁工作的感受很深。
今年1至11月，该院速裁团队审理了全院79%的民商事案件，人均结案289件，结案率达83%，平均审理周期35天，在全市排名首位，在广西排名前五。
“2017年3月开始，万秀区法院创新设立‘网络法庭’，开通‘e调解平台’，由审判业务部门通过远程视频对接，实时上网开展多元化调解、司法确认、社区矫正、宣传等工作，借助互联网技术，推动法院调解转型升级，助力社会治理。”“网络法庭”负责人覃青青介绍说。
家住广西北海市的原告黎某因万秀区工厂一的居民莫某未履行按时还款承诺，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要求莫某借款本金13.5万元及利息。考虑到黎某途遥远，万秀区法院通过“网络法庭”，与其视频连线，顺利完成庭审，并通过耐心调解，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结案。
本案主审梁木水介绍，开通“e调解”，将调解工作从法院“搬至”互联网，当事人只要轻点鼠标，就可以实现全市、全广西乃至全国的跨界调解，免去了奔波劳累之苦。
“在万秀区法院的积极打造下，‘网络法庭’除了在我们社区有远程视频对接点，还覆盖了万秀区辖区内三镇七街，社区、司法所、行业协会、学校等地都有对接点。发生在我们社区的矛盾纠纷如果解决不了，我们可以直接与法院视频连线，空间、时间距离有效缩短，让我们的人民调解更加紧凑、高效、便民。”东正社区工作人员梁转明介绍说。
2018年至2019年上半年，万秀区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员化解涉及梧州市棚户区、辖区邻里纠纷等案件93件。此外，该院还利用“网络法庭”完成司法确认11件，社区矫正22人次，宣传150人次，受到群众点赞。
“以前对社区多是 ‘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现在与居民面对面，听到那么多家长里短，那么多真实的声音，心中都会涌起一份为民建言的责任感。”
这是一位市代表走进社区的感受。自2010年代表联系社区制度建立后，这已成为代表倾听群众呼声、回应合理的一座桥梁。
李贻明代表联系的是江浦街道。居民跟他反映，公交站台的牌子换掉了，标识不清，看不懂。他把这个问题向区有关部门反映后，没过多久，站牌就改了。“很高兴，也很有成就感，更珍惜联系选民的机会了。 ”
但不是所有的百姓一开始都能得到回应。按照代表法和《联系社区工作方案》，代表不直接处理问题。而群众向代表反映的，往往是亟待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许多代表反映，第一次进社区，收集了一些问题反映给相关部门，然而这些问题往往没有那么快能得到解决。不少代表深有体会：第一次兴冲冲下社区，居民们说了不少问题，也如实反映上去，可之后没有什么回音。再次看到居民，无法应对、解释，就很尴尬。
这个情形很快有了转机。2014年开始，市常委会代表工委围绕市委市的大局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市常委会年度立法、监督工作重点，为市代表开展联系活动确定活动主题。2014年上半年，以征求“城市治理”意见为活动主题，583名市代表深入居村全面听取了人民群众对乱设摊、乱搭建、黑车、群租等城市“”治理的意见，收集各类意见3341条。
2014年下半年，数百名代表带着一份上海市老年益保障条例修订草案来到社区，去倾听与这部养老法规息息相关的老人群体的线名居民，被调查居民多为60岁以上老人。对绝大多数居民来说，立法是很神秘、遥远的东西。可这次，当代表把草案文本拿到老人们面前，他们一下子有了参与感、贴近感。这是市常委会首次探索将修法工作作为代表联系社区活动的重点听取内容。
代表集中联系社区的覆盖面也在不断扩大。从以前的街镇、村居委和少量社区居民，扩大到以社区居民为主和少量驻社区单位，再扩大到区镇代表、驻社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街镇村居各方面群众共同参与。
从2010年至今，代表联系社区已运行10年，如今，市和区镇代表深入全市200多个街道乡镇的5000多个居（村）开展结对联系，做到每位代表都联系一个居（村）委，每个居（村）委都有代表联系，实现了“全覆盖网络”。各区常委会以注重实效为着力点，不断创新工作方法，确保了组织工作有条不紊、顺利开展。
《办法》对哪类销售行为纳管进行了区分。根据，保险机构通过互联网和自助终端设备销售保险产品，消费者能够通过保险机构自营网络平台的销售页面了解产品信息，并自主完成投保行为的，适用该《办法》。
新京报讯（记者 潘亦纯）日前，《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办法》）开始向业内征求意见。该《办法》内容包括保险公司业务规则、保险中介机构业务规则、一般经营规则等总7章共计106条内容。
此前，互联网保险业务主要沿用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如今，由于技术变革加速等多方面因素，互联网保险的发展情况与以前已大不相同，因此，监管办法也需要实时更新。
近年来，互联网保险发展迅速，但在行业呼吁保险回归保障的大背景下，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也有回调趋势。根据中保协数据，2019年上半年，共计71家财产保险公司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互联网财产保险保费收入共达381.53亿元，同比增长16.89%，高出全渠道财产保险市场5.57个百分点。人身险方面，2018年互联网人身保险市场经营主体较为稳定，共有62家人身险公司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相比上年底微增1家，但全年累计实现规模保费1193.2亿元，同比下降13.7%，降幅已较2017年有所缩小。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办法》对保险机构的界定中，新增加了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相当于拓宽了互联网保险的经营主体。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将经营主体从专业中介拓展至兼业代理，这意味着银（邮）兼业代理机构通过自身互联网平台销售保险产品将纳入互联网保险范围。同时，有实力有条件的互联网平台申请兼业代理资质后可以经营互联网保险，这将有助于多元化主体参与互联网保险市场，进一步健全市场体系，主体间通过业务合作、技术赋能以及股权投资，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将进一步激发保险行业的发展活力。
此外，《办法》还对哪类销售行为纳管进行了区分。根据，保险机构通过互联网和自助终端设备销售保险产品，消费者能够通过保险机构自营网络平台的销售页面了解产品信息，并自主完成投保行为的，适用该《办法》。
同时，保险机构及其从业人员通过线下面对面、在线交流、语音通话、电话销售、宣传等方式开展保险咨询和销售活动，向投保人提供互联网投保链接的，也属于互联网保险业务，适用本《办法》。
不过，保险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借助互联网保险业务名义进行线下销售的，包括从业人员借助移动展业工具进行面对面销售、从业人员收集投保信息后进行线上录入等情形，应满足其所属渠道类型有关保险监管要求，则不适用本《办法》。
值得关注的是，《办法》还对支持互联网保险创新作出了相关，称保险机构应在风险可控、安全隔离的前提下，积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探索互联网保险业务创新、服务创新，提高保险经营效率，改善保险消费体验，构建从保险产品研发、销售到客户服务、风险管理和资产管理的互联网保险业务发展和保险科技应用的数字化生态系统。
《办法》同时，保险公司应积极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创新服务模式，提高线上全流程服务能力，提升线上服务体验和效率；保险中介机构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建立完善相关保险领域数据库，创新数据应用，积极开展风险管理、健康管理、案件调查、防灾减损等服务。
新京报记者还注意到，《办法》中互联网保险异地经营的保险类型也有所扩展，根据此前的《暂行办法》，保险公司在具有相应内控管理能力且能满足客户服务需求的情况下，可将人身意外保险、定期寿险和普通型终身寿险以及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为个人的家庭财产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险等多项业务经营区域扩展至未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
而《办法》中异地经营的保险类型除了包括上述多类险种外，还包括疾病保险、医疗保险及普通型、万能型和投资连结型养老年金保险。
朱俊生表示，《办法》适时扩大了互联网保险险种范围，根据保险产品的复杂程度以及市场主体的经营能力，渐进放开了部分互联网保险的险种，包括疾病保险、医疗保险以及普通型、万能型和投资连接型养老年金保险。这将有效增强市场主体保障型产品的渗透力度，促进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发展，既提高的保险保障水平，也为行业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契机。未来，随着保险市场主体约束能力的增强，要进一步扩宽互联网保险险种范围，并最终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销售险种。
此外，《办法》还对互联网保险的营销宣传进行了具体，称非保险机构不得开展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但依法获得保险公司和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委托，开展保险营销宣传的信息发布平台、媒介等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合作机构除外。
同时，保险机构授权营销宣传合作机构的营销宣传活动仅限于保险产品展示和说明、与保险机构自营网络平台网页链接等，营销宣传合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开展保险销售，不得开展保险产品咨询，不得开展保费试算，不得片面比较价格和简单排名，不得为投保人设计投保方案，不得代办投保手续，不得代收保费，不得保险机构获取客户投保信息。这也意味着目前一些以分析保险产品为主的保险自将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
近年来，互联网保险发展迅速。中保协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共计71家财产保险公司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互联网财产保险保费收入共381.53亿元，同比增长16.89%，高出全渠道财产保险市场5.57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互联网保险的投诉量也持续上涨。2018年, 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共接收互联网保险消费投诉10531件，同比增长121.01%。其中，涉及财产保险公司8484件，同比增长128.25%；涉及人身保险公司2047件，同比增长95.32%。主要反映销售告知不充分或有歧义、理赔条件不合理、拒赔理由不充分、销售保险产品、未经同意自动续保等问题。
因此，《办法》也对互联网保险中的消费者内容进行了细化，例如保险公司应在自营网络平台设立统一集中的客户服务业务办理入口，向客户提供批改保全、退保、报案、理赔和投诉等在线服务，与线下服务有机融合，并提供必要的人工辅助，确保消费者获得及时有效的服务等。
朱俊生认为，《办法》回应了互联网保险业务中信息传递、消费者服务和信息安全等核心问题，强化了对信息披露、消费者权益以及风险管控的要求，明确了互联网保险市场主体的业务规则，有助于防范和减少互联网保险领域的投诉纠纷。
为进一步加快推进“智慧工地”建设，根据市建设局进一步加快“智慧工地”的建设的工作安排，9月份以来景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积极部署“智慧工作”试点建设工作，10月底景宁县已完成4家在建工程项目试点建设，于11月进入全面推广阶段。为更加有效快随地推进景宁县“智慧工地”的建设，景宁县建设局深入开展“三服务”，主动前往企业、项目现场为企业“纾困解难”。
动员疏导，鼓励“智慧工地”建设。“智慧工地”平台由主要包括视频、实名制考勤、监测三个系统，可实现在线实时监测在建工地安全生产工作。然而购买设备的费用成为推广的工作的首要痛点，为了让企业在思想上对“智慧工地”发生转变，景宁县建设局第一时间组织我县在建工程项目负责人召开动员部署会及全面推广工作动员部署会，从多方面阐述“智慧工地”的重要作用和长远意义。
提供平台，推动“智慧工地”建设。“智慧工地”主要是移动专网与硬件设备对接实现，因此移动公司和企业之间的顺利合作至关重要。为了畅通两方之间的联系，景宁县建设局召集双方召开协调会，让企业的向移动公司面对面反映，移动公司当场承诺落实，顺利推进“智慧工地”硬件设施设备建设。
指导，助力“智慧工地”建设。景宁县企业在“智慧工地”建设过程中，向建设局反映存在专线安装慢，设备对接不畅等问题。建设局得知情况后，立即对移动公司进行督促，同时下到现场了解具体设备对接存在问题。对存在问题能解决的立即解决，不能解决的向移动公司、丽水市建设局以及软件公司反映，力求解决问题。
“智慧工地”应用是建设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一个创新之举，“智慧工地”建设和推广工作是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方面，景宁县建设局安监站将以宣传者、推进者、服务者的姿态切实做好“智慧工地”全面推广工作。（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供稿编辑朱宇心）
[环球网报道]“祸港”之一李柱铭等人又被曝在港与外国人密会，对方正是此前被中方点名制裁的美国非组织（NGO）高层。
《大公报》16日曝出，12月10日，“美国国际事务协会”（NDI）亚洲区高级项目经理Adam Nelson现身，在中环一间酒店与李柱铭、李卓人及吴霭仪等人会面，商讨NDI被制裁后如何强化在作用，并继续支持“泛暴派”“走国际线”，以及调整乱港策略。
本月初，中方宣布对“美国国家基金会”（NED）、“美国国际事务协会”（NDI）、“美国国际研究所”（IRI）等NGO组织实施制裁。
《大公报》提到此前其刚刚NDI总裁米德伟（Derek Mitchell）和亚洲区主管南安德（Manpreet Singh Anand），曾在11月25日区议会选举的时期突然赴港，公然支持，并与“祸港”之一的陈方安生会面。
报道称，此次NDI亚洲区高级项目经理Adam Nelson到港正是为了“进一步落实米德伟的”。而参与这次密会的人员还包括，国际组织亚洲区与关系专员DO Yun Kim，以及曾任港律学院教授、美国威尔逊中心研究员戴大为（Michael C。 Davis）、受金融大鳄索罗斯资助的“社会基金”前东亚项目总监Tom Kellogg。
报道提及，他们坐在酒店的隐蔽座位，两侧有屏风遮挡，讨论“发展”。刚从“告洋状”返港的李卓人称，要让“运动”变得“更受欢迎”。“泛暴派”“继续走国际线”的方式则受到Adam Nelson一行的“肯定”。
《大公报》还称，密会期间，戴大为与李柱铭面对面而坐，他发言时手舞足蹈、高谈阔论，声音大到几张餐桌外都听到。他，“现在不是改变街头运动方向的时候”，“和勇结合”正是区选后“泛暴派”的调整方向等等。期间，Adam Nelson则经常用手机打字，一度离座。
报道还提到，当天密会完后，李柱铭其后被曝出12日连同多名外国人前往“祸港”之一的寓所，当时助手、前中情局人员Mark Simon亦在场。13日晚，李柱铭、李卓人、林卓廷、何俊仁及李永达则再到寓所。
全国政协委员、立议员梁志祥质疑，NDI被中方制裁后，仍可大摇大摆入境，地与“泛暴派”勾连。他敦促特区采取实际行动，落实制裁，堵塞外力危害及搞乱的漏洞。
11月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再次开展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走进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活动，邀请11位特约监察员实地参观委机关宣位，深入了解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工作有关情况。
一年前的12月17日，国家监委召开第一届特约监察员聘请会议，优选聘请50名特约监察员。当日，国家监委发布《关于聘请第一届特约监察员的决定》，50名特约监察员正式履职。
一年来，特约监察员充分发挥对纪检监察机关及工作人员的监督作用以及参谋咨询、桥梁纽带、引导作用，帮助纪检监察机关更精准更有效行使监察权，国家监委第一届特约监察员工作实现良好开局。
2018年8月2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国家监察委员会特约监察员工作办法》。在《工作办法》列出的特约监察员职责中，第一条就是“对纪检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督，提出加强和改进纪检监察工作的意见、”。
2019年1月11日下午，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举行第二次大会，中央局常委、中央纪委赵乐际作工作报告，13位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应邀列席，这在中央纪委全会历史上还是首次，彰显了纪检监察机关以的姿态主动接受监督、自觉支持监督的鲜明态度。
“建立特约监察员制度是国家监委引入外部监督的一项重要举措。让我们列席中央纪委全会，也是为我们特约监察员创造条件、保障履行好监督职责的具体举措。”人民日文化部主任温红彦表示。
2019年2月20日，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公开发布。25日，中央局委员、中央纪委副、国家监委主任杨晓渡主持召开座谈会，再次邀请部分特约监察员，面对面交流认识体会，听取意见。
“召开特约监察员座谈会，既是听取意见，也是主动接受监督。”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表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不仅从内部加强约束，还从外部邀请社会人士监督自己，“这是与约束的生动体现”。
公开就是凝聚共识接受检验。3月2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举办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走进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活动。33位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实地参观室、案件监督管理室、第六监督检查室、第十五审查调查室、案件审理室等部门，深入了解纪检监察业务工作及流程。
在国家监委第一届特约监察员研讨班期间，特约监察员实地参观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室来访接待处，了解群众来电、来访处理流程。“向我们展示纪检监察工作及流程，充分表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主动接受监督的鲜明态度和坚强决心。”特约监察员们一致表示。
50位特约监察员中，既有中央和的工作人员，也有企事业单位代表；既有各行业领域的权威专家，也有身在基层一线的代表，这使得他们在联系群众、了解实情、发现问题方面具备独特优势。一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搭建活动平台，积极为特约监察员创造履职条件，用好用活特约监察员智力资源。
“接过特约监察员聘书至今已有一年。在这期间，我从学习如何做一名特约监察员开始，参加了国家监委组织的学习、座谈、现场观摩和调研活动，并随国家监委赴新疆、天津参与问责条例实施情况、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的调研。”民盟中央常委贾楠表示，各项规则、、办法不但要依法、依规，注重科学性，更要实事求是，具有可操作性，“制度不在多，而在可实施、可执行”。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把特约监察员工作融入机关各单位日常工作，发挥特约监察员在各自领域的专业优势，邀请他们参加专项调研，为纪检监察系统人员做专题。
10月2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四监督检查室组织召开贯彻落实中央减税降费决策情况专项督查会。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李朴民，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院长刘尚希等3位特约监察员应邀参加。
“我在智库工作，研究宏观经济、财政理论和政策。我们正在开展一项调研，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研究怎样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在调研中发现，各级地方下了很大功夫，但体制机制还是不到位，一些措施成效打了折扣，这里面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可以通过纪检监察工作推动和体制机制创新，铲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土壤。”刘尚希表示。
此外，大学院教授张明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党委、院长戚振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常务副、校长张政文等特约监察员还走进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围绕“受贿罪的认定”“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中国特色：文化自信的根与本”等话题与交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监督工作、反工作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并作出顶层设计，对做好特约监察员工作有着特殊重要意义，也对特约监察员发挥职能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要认真总结经验，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在创新履职载体、完善制度机制、加强服务保障等方面再下功夫，为特约监察员顺利开展工作、更好发挥作用创造条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徐梦龙）
11月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再次开展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走进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活动，邀请11位特约监察员实地参观委机关宣位，深入了解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工作有关情况。
一年前的12月17日，国家监委召开第一届特约监察员聘请会议，优选聘请50名特约监察员。当日，国家监委发布《关于聘请第一届特约监察员的决定》，50名特约监察员正式履职。
一年来，特约监察员充分发挥对纪检监察机关及工作人员的监督作用以及参谋咨询、桥梁纽带、引导作用，帮助纪检监察机关更精准更有效行使监察权，国家监委第一届特约监察员工作实现良好开局。
2018年8月2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国家监察委员会特约监察员工作办法》。在《工作办法》列出的特约监察员职责中，第一条就是“对纪检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督，提出加强和改进纪检监察工作的意见、”。
2019年1月11日下午，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举行第二次大会，中央局常委、中央纪委赵乐际作工作报告，13位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应邀列席，这在中央纪委全会历史上还是首次，彰显了纪检监察机关以的姿态主动接受监督、自觉支持监督的鲜明态度。
“建立特约监察员制度是国家监委引入外部监督的一项重要举措。让我们列席中央纪委全会，也是为我们特约监察员创造条件、保障履行好监督职责的具体举措。”人民日文化部主任温红彦表示。
2019年2月20日，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公开发布。25日，中央局委员、中央纪委副、国家监委主任杨晓渡主持召开座谈会，再次邀请部分特约监察员，面对面交流认识体会，听取意见。
“召开特约监察员座谈会，既是听取意见，也是主动接受监督。”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表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不仅从内部加强约束，还从外部邀请社会人士监督自己，“这是与约束的生动体现”。
公开就是凝聚共识接受检验。3月2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举办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走进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活动。33位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实地参观室、案件监督管理室、第六监督检查室、第十五审查调查室、案件审理室等部门，深入了解纪检监察业务工作及流程。
在国家监委第一届特约监察员研讨班期间，特约监察员实地参观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室来访接待处，了解群众来电、来访处理流程。“向我们展示纪检监察工作及流程，充分表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主动接受监督的鲜明态度和坚强决心。”特约监察员们一致表示。
50位特约监察员中，既有中央和的工作人员，也有企事业单位代表；既有各行业领域的权威专家，也有身在基层一线的代表，这使得他们在联系群众、了解实情、发现问题方面具备独特优势。一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搭建活动平台，积极为特约监察员创造履职条件，用好用活特约监察员智力资源。
“接过特约监察员聘书至今已有一年。在这期间，我从学习如何做一名特约监察员开始，参加了国家监委组织的学习、座谈、现场观摩和调研活动，并随国家监委赴新疆、天津参与问责条例实施情况、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的调研。”民盟中央常委贾楠表示，各项规则、、办法不但要依法、依规，注重科学性，更要实事求是，具有可操作性，“制度不在多，而在可实施、可执行”。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把特约监察员工作融入机关各单位日常工作，发挥特约监察员在各自领域的专业优势，邀请他们参加专项调研，为纪检监察系统人员做专题。
10月2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四监督检查室组织召开贯彻落实中央减税降费决策情况专项督查会。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李朴民，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院长刘尚希等3位特约监察员应邀参加。
“我在智库工作，研究宏观经济、财政理论和政策。我们正在开展一项调研，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研究怎样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在调研中发现，各级地方下了很大功夫，但体制机制还是不到位，一些措施成效打了折扣，这里面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可以通过纪检监察工作推动和体制机制创新，铲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土壤。”刘尚希表示。
此外，大学院教授张明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党委、院长戚振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常务副、校长张政文等特约监察员还走进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围绕“受贿罪的认定”“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中国特色：文化自信的根与本”等话题与交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监督工作、反工作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并作出顶层设计，对做好特约监察员工作有着特殊重要意义，也对特约监察员发挥职能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要认真总结经验，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在创新履职载体、完善制度机制、加强服务保障等方面再下功夫，为特约监察员顺利开展工作、更好发挥作用创造条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在市十二届党委第五轮巡察中，发现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仍存在个别企业执行‘三重一大’制度不到位等问题，请开发区党工委高度重视，务必加强整改。”
日前，在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引航担”主题活动调研工作会议上，南宁市委常委、市纪委、市监委代主任缪佃江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把巡察整改情况作为重点了解内容。
“对巡察组反馈的问题，党工委领导班子将认真担负起巡察整改主体责任，持续落实，限期整改到位。”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熊瑞光。
针对市委第五轮巡察中发现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个别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市纪委监委开展巡察整改再反馈，督促被巡察单位逐一自查，主要领导亲自督促整改，提升巡察监督实效。
今年11月以来，市纪委监委通过听取汇报、个别谈话、查阅台账、实地查看等方式，加强对巡察整改情况的日常监督，看被巡察单位是否真改实改改到位，通过“一对一”分析研判、“面对面”交流的形式，增强整改效果。
巡察整改要见底见效，离不开持续问效。市纪委监委问题导向，重点抓好巡察发现问题整改，把被巡察单位在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的整改情况纳入再次反馈的重点，列出问题清单，提出整改，在压实整改责任、完善监督体制、建立长效机制上持续发力。
市委结合“引航担”主题活动，“抓”“抓”，“抓”即市委领导班子压实各级各部门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在管党治党上发挥带头示范作用。“抓”，即各级各部门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履行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紧紧抓住这个管党治党的“关键少数”，督促和引导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职责，配合中央、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统筹抓好巡视巡察、审计、专项督查等监督中发现问题的整改，推动管党治党主体责任落地，取得实效。
“在每轮巡察阶段性整改结束后，深挖细查敷衍整改问题，对尚未发现的问题‘再发现’，对尚未深入了解的问题‘再了解’，确保被巡察单位不走过场、不打折扣，厘清责任、整改到位。”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悉，南宁市十二届党委第五轮巡察共向16个被巡察单位反馈问题473个，被巡察单位已整改完成420个，正在整改53个，问责追责159人，完善制度291项。（南宁市纪委监委 刘梦云）
近日，驻省卫健委纪检监察组组织省卫健委、省红十字会机关纪委，各直属单位纪委、副和省卫健委监督执纪人才库全体共50余人，进行了为期3天的纪检监察业务研讨培训班。
本次培训紧扣“全省纪检监察系统教育培训年”的有关，突出实战实训，以“老带新”“面对面”“手把手”的实战教学模式，为各位强心补脑、加压充电，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操作性。
汇聚“精干力量”，组建监督执纪人才库。为适应新形势纪检监察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进一步整合人才资源，我组严格遵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新时期好干部标准，通过推荐、资格审查及面试等环节，从综合监督单位选拔了一批具有司法资质或熟悉财会、人事工作的青年干部，建立了22人的监督执纪人才库，为扎实推进我省卫健系统查办案件工作提供人才保障。
模拟“谈话战场”，现场完成笔作。为更好地将理论讲授与实践运用相结合，创学模式，我组干部精心谋划，以查办的违纪违型案件为素材，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场“走读式”谈话，真真正正将“战场”搬至课堂，通过现场播放，让广大身临其境，参与其中，模拟完成笔作。通过互动点评，答疑解惑，最终评选出笔作的前三名。
充当“先锋表率”，全组干部上阵授课。为实现真正的内部练兵，强化自身学习能力，我组干部集体上阵，将有关纪检监察培训课程光盘定为蓝本，形成组内合力研讨教学大纲，交叉审定教学内容，最终向各位呈现了7堂既“接地气”又是“干货”的业务课程。这种以教促学、以学带新的学习模式将在我组形成常态，并将长期。
聚焦“问题导向”，主题发言“各显”。开班前夕，我组就当前卫生健康领域纪检监察工作的难点、盲点，拟定16个发言题目下发至各参训纪委手中，并一对一、面对面悉心指导、交流探讨督促其充分准备主题发言。通过培训期间两个晚上紧张有序的分组讨论，有效提升了大家在工作、知识储备上的融合提升，更进一步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提升了素质。
驻省卫健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省卫健委党组盛立新要求，全体要切实提高理论水平，强化斗争，以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为指导，持续做好“传帮带”接好“接力棒”，切实提升精准履职能力，进一步推动我省卫健系统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驻省卫健委纪检监察组)手掌痣的位置与命运